陈凯歌这样评价赵季平:先生所经营者,乃是一个世界。世界既大,世界既小,故不能说;有时世界为真,有时世界为幻,故不可说;这世界既是心灵的交通,故不必说。所剩唯有一句——
请君为我倾耳听
——访新任中国音协主席赵季平
陈凯歌的评论有些玄妙,我们很难想象赵季平的全部世界。我们所能感受的是——他的音乐真真切切让我们激动了、颤抖了、感动了!也许我们很难说清生命究竟是什么,但当有人用一种旋律激荡起你的心灵涟漪,生命的美妙也就在其中了。
于是当30只唢呐、4支笙和一座中国大箭鼓一起伴响那句“唉——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我们的生命感到淋漓而痛快;当《霸王别姬》用京胡和箫奏揉出了百转千回,我们感受着一个时代的悲凉而黯然落泪;当刘欢用豪迈的声线唱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的生命也因它的豪迈而平添了勇气。
这就是赵季平的音乐,在律动中点化出生命的璀璨,用传统的元素奏出先锋的声音。在张艺谋眼中,赵季平是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里程碑和巨匠。对于我们普通的大多数,因为有了赵季平和他的音乐我们才感受到生命如歌!
采访赵季平,在2009年白天最短的冬至,在这之前他刚刚当选新一届音协主席,成为陕西走出的首位中国音协主席。走在音乐学院的校园中,空气因为寒冷而显得凝滞,但学校从四方八角渗出的各种乐声,给这凝滞洒上了灵动。赵季平就那么简单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就这样开始了一段与中国音乐传奇的朴素对话。
父亲是我心目中的高山
出生在古城的赵季平祖籍是河北人,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艺术的世家,他的父亲赵望云老先生是陕西长安画派的奠基人,是与齐白石、徐悲鸿、石鲁等齐名的国画大家,同时也酷爱戏曲艺术,对秦腔、豫剧、京剧十分爱好,拉得一手好京胡。从小的耳濡目染使赵季平的音乐创作中有种诗画天成的优美意境。也正因为这样,成名之后的赵季平对父亲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怀念。他说:“父亲是我心目中的高山。
”
记者:父亲对您的创作和人生有什么影响?
赵季平:我是我父亲的艺术观和艺术道路在音乐方面的延续。1970年,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到戏曲研究院。当时还在文革期间,父亲还在下放。我到父亲被下方的地方找他,告诉他分的不好被分到戏剧团体。父亲却说,戏剧团体很好,你在音乐学院学到了很多音乐的专业知识,但是对传统了解的太少,你要到民族音乐中去,要好好的去学习。要把中国传统的东西学好这样才会有出息。后来证明父亲是对的。我在戏曲研究院待了21年,在戏窝子待了那么长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了解了传统音乐,就了解了音乐的母语。
记者:父亲的书画事业与你的音乐有什么关联吗?
赵季平:我是小时候就在父亲的画案旁边度过了我的童年。我看他的那些作品,我老觉得这画面中间有音乐,老感觉到这个画面中间有一种节奏。有和声也有配器,有旋律的变化。这种从小对于画面的感觉可能影响到我以后对于影视画面的一种悟性。父亲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老百姓的,他从来就没有脱离这块土地。这种艺术观,应该说流淌在我的心里。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思维去创作的。我父亲倡导反映现实生活,我在创作中也是这样实践的。
黄土的魂,世界的歌
1984年,西部电影《黄土地》在向人们展示一种高原人民人性中质朴浑厚的性格魅力时,影片中电影音乐的创作也淋漓尽致的展现了黄土地上的一种苍凉与大气。有人说他传统,因为他的音乐中充溢着中国的元素,也有人说他是绝对的先锋,因为当时那些带着土味儿的作品在业界眼里“非常离经叛道”。但无论如何,赵季平的音乐撞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生命的酣畅,对于音乐这就足够了。
记者:您创作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赵季平:我始终主张,创作要有自己的根,要用自己的母语和母语的思维去创作。但并不是说将传统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而要赋予时代感,也就是要继承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生命力,才会被时代所接纳。比方说《红高粱》,在当时来说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具有开创性,在视觉和听觉上都很有冲击力,在风格上既是先锋派的又是非常民族的。比如“我爷爷”和九儿“野合”那一个场景,在配乐上使用的是音块来模拟人生的呐喊,很有冲击力,当时没有人这么用过。“唉——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则是用了30支唢呐、4支笙和一座中国大箭鼓一起奏鸣,就是要那种生命的呐喊得痛快淋漓。这中间,我在行腔中采用了山东地方戏曲的柳腔和茂腔,还加上了秦腔花腔的唱法,曲调也运用了打夯歌的素材。《酒神曲》则吸收了河南豫剧和民歌《抬花轿》的元素,加上唢呐等配乐,表现男性的阳刚之气和不倒的精神。
记者:有人说您是天才的艺术家,也有人说您因为勤奋才成就今天的事业。您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
赵季平:我更同意后者。我很执著,甚至有点一根筋。我从小爱音乐。我人生的轨迹也一直在这条线上运行。不论外面再热闹,我都不会被这些暂时的浮华所吸引,我一直在按照我的道路去走。有人说艺术创作是艰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我正是在这种寂寞中去实践创作。
记者:那在你的寂寞的创作中,有没有动摇过?
赵季平:没有。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到戏曲研究院,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搞创作。我不仅每天向传统戏曲学习,下乡的时候我还每天都在研究交响配器。做了大量的笔记。我始终坚信只要有准备就会有收获。我从未想过搞音乐有什么用呢?干脆搞别的吧。没有。我喜欢音乐,我就搞这个。
记者:似乎很多人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做某件事情。
赵季平:我昨天还在想。我这些年,特备是新世纪以后,我在创作第二交响乐的时候。每天起来,我就很幸福。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当我创作出来,取得演出成功,进一步推到两岸三地,这个过程就很幸福。我倒没有更追求这个目的。
记者:能讲讲您日常的工作吗?
赵季平:我每天8点起来,一起来就进入创作状态。这个过程我的手机始终是关的。写到中午吃饭,再接接电话,然后稍微休息。下午2:30我去学校办公。下午上完班后,就是休息,不会再写了。
记者:对故乡您是怎样一种感情,它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赵季平:对故乡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依恋。我每次有重大创作,都希望回到西安。在这里我能静下心来不受干扰,写起来也非常有感觉。挺奇怪的。
记者:是挺有意思的。有没有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让西安成为你创作的磁场。
赵季平:这可能是故土难移吧。我曾经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北京,但是我都放弃了。但是反过来看,我待在西安也待对了。在这里我的创作源源不断。在这里我的心很平静。西安的文化氛围很沉静,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在北京有人让我参加什么研讨会的,我都不忍心拒绝。在西安就好,大家似乎都很尊重我的创作习惯。比如我们文联开党组会,刘斌部长就会说,赵主席早上搞创作,下午开吧。大家很爱护我的创作氛围。
记者:如果要为您的创作道路画一条曲线那是怎样的?
赵季平:我的创作是和中国改革开放是同步的,应该说是同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路走来。隐隐中间,我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路往上走。1978年,四人帮倒台后我就到中央音乐学院。1980年回来后,就开始搞创作。1983年,陈凯歌、张艺谋来找我,就有了《黄土地》、《红高粱》、《菊豆》、《活着》、《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荆轲刺秦王》、《大宅门》还有我的《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祖国的经济在不断向上走,我的音乐创作步伐也是不停往上走。不断努力创作,一刻不敢懈怠。我很在乎过程,倒并不是很留意结果。我只是用心血来创作,这样普通百姓才会喜欢。
百年育人
创建中国音乐一流学府
很难想象一位有着惊人创作成就的音乐大师还有更多的精力去经营一所学校,但赵季平做到了。他是西安音乐学院1000多名教师、3000多名学生的大家长。在采访中不断有人敲门进来请示工作,而赵季平总以一种平和之风耐心答复。看得出,对这所培育了他的学校,他似乎要用更多热情和精力去回报。
记者:作为音乐学院的校长,您会将这所学校带到怎样的高度?
赵季平:首先要加强音乐学院的学术,进而提升它的地位。我知道学术建设不是一天两天,一挥而就的。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我的人脉关系,用我的位置,为学校赢得更多的机会。
记者:您会偏心?
赵季平:这是肯定的。为学校赢得机遇,也就是为陕西赢得机遇。
记者:音乐学院有您真是一种幸福!
赵季平: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让我能具体的去做一些事情。学校有近期的规划,也有长期的规划。但都是建立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的。我们要去掉那些浮华的东西,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建设。教书育人要扎扎实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记者:扎实、脚踏实地似乎是您做许多事情的准则。
赵季平:是的。我们现在学校的领导班子就是要本着这个原则将校风扭转过来。让学校真真正正成为一种有学术含量的、让人们向往的音乐学府。一个大家都喜欢来的学校,就是一个好学校。这样的发展是一种积淀式的发展。例如我们西北音乐研究中心建立后,就搞了许多大型的活动,还出版了很多专业书籍,这些都是一种积淀。我希望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学术内涵的,有研究价值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记者:您对音乐学院最终的定位是什么?
赵季平: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中国一流的音乐学府。
众望所归
终成中国音乐“掌门人”
12月15日上午,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会议是党的十七大和第八次文代会以来中国音乐界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换届选举中,赵季平以高票当选为新一届中国音协主席。黄土地上终于走出音乐界的领军人物。作为音协主席的赵季平将怎样扛起这面大旗?
记者:担任音乐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后,您在工作上有什么想法?
赵季平:是一种延续性的工作,具体我们还没有开会。要和党组书记徐沛东进行研究。六届党组和七届党组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要在六届党组工作基础上进行推进,不会有大的变化。我自己更关注明年在江西和延安老区的采风工作,要推出一些更有分量的声乐作品。同时也要把一些基层的优秀的交响乐作品推上去,让他们在更高一级的舞台上去展演。
记者:现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品?
赵季平:比方说为四川5·12大地震创作的作品,那非常有意义。
记者:对陕西的文化您有什么建议。
赵季平:有人说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也有人说陕西是文化强省。但说一千道一万还得真抓实干。多出一些有品质的作品,在这个基础上再出一些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这样影响就大了。现在省委、省政府都在努力。看起来势头是不错的。我们要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标准就是要出产品,这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的。
(本报记者 沙莎)
【人物介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