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指挥界独树一帜。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就女指挥家所处境地及面临的问题,对郑小瑛进行了专访。
性别歧视一直存在
记:有人说女性不适合站在指挥台上,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郑:要看是谁了,不要笼统的讲。在音乐界性别歧视一直就有,像卡拉扬乐队的一个女黑管都闹了那么大的风波,何况是指挥。指挥本来就是男人的岗位。当我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们很惊奇。因为当时热播的电影是《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中国女性在西方人心中基本都是那些电影中的形象,而我这样一副“呼风唤雨”的样子让他们很难相信我是中国人。
2002年底,我到美国威斯利安大学讲学,很多美国女研究生写信给我,说我给了她们很多启发。她们说从我身上期待很多个人奋斗的故事,但是我告诉她们我没有那么多传奇经历,我的领导看我有一定才能,能把工作完成得好,机会来了就送我去学习,学习优秀就委以重任。新中国在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性别歧视,因此我的职业道路很顺利。
记:那么据您所知国外的女指挥家的境况如何?
郑:1987年,我去拜访美国的一个女指挥安东尼奥·布里克(Antonia Brico),当时她已经80多岁了,她坐在沙发里面不能站起来了,但目光很有神。她见我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我说:“没有,我是中国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同时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有很深的成见。”我当时还不大明白,但是后来布里克去世后,我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寄给我的登载布里克辞世消息的报纸,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被认识的天才》,上面说如果她是个男性,她应当属于世界一流。我这才知道她在世时为什么心里这么委屈和抱怨,她曾经指挥过柏林爱乐,也指挥过纽约爱乐,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重要乐团当过总监,只当过客席。美国的一些妇女协会(通常是一些很有钱的寡妇)出资为她组建了一个散装的乐队,表示对她的尊重和支持,仅此而已。所以相比较而言,我感到很庆幸。
记:当年您去苏联留学的时候,女音乐家的情况是怎样的?
郑: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没有女生,后来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女生跟我抱怨说:“我将来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只能到西伯利亚去了”。有一次我的老师安诺索夫带我去见他的女学生杜达洛娃(Du?鄄darova),她是苏联的第一个女指挥,她向老师打趣说:“您不是再也不招女学生了吗?怎么又招了一个?”老师说:“这个不一样,她是从中国来的,她很有才华”。后来我问老师为什么不教女学生了?他说因为培养一个指挥,国家要付出很多,但是在苏联,女性一般结婚后就不再出来工作了,所以是一种浪费。
女性必须更加优秀才有机会
记:和男性相比,女性音乐家在事业上会有哪些优势吗?
郑:从承担的任务和专业条件上来说,男性和女性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同,在音乐上是没有办法区分男性女性的。在乐队面前,演奏员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会降低对你的要求,容忍你的失误或者无能,倒是更加容易挑剔。我常对西方的记者讲,我的成长中间没有受过性别歧视,但也没有受过性别优待,从来没有因为国家要树立形象之类的,去安排一个女指挥家,不会这样。
但是,女指挥需要克服更多生理上的特殊困难,特别是婚后往往被家庭和孩子拖累,总不能因为你家庭不和或者孩子生病,就让乐队与合唱队的几十、上百人等着你吧?指挥白天要排练,晚上要准备总谱或演出,这就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毅力和宽广的胸襟,要有足够的自信,工作不能优柔寡断。因此,我在挑选女学生的时候往往更加看重她们的性格,然后才是素质的考察。
记:现在如果有女生想学指挥,您对她们有些什么建议?
郑: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系主任的时候对女生是平等的,当时和我同事的几位老师还多少有一点偏见。有些女生是很优秀的,像张弦(现为纽约爱乐乐团副指挥)、郭爽(后来赴德学习,曾在芬兰西贝柳斯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奖)、金成华(本科毕业后赴德深造,在德国的歌剧院任音乐指导)等等。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优秀的女生越来越多,没办法不收她们。在学校里是这个行情,也许将来有一天在指挥台上也会呈现这个现象。只要女孩子优秀、努力,没有男的比她们强,为什么不用?中国女性正因为传统受压,所以性格中有一种韧性,不怕压制,不怕困难,有一种事业成功的追求。
但是现在就业确实非常难,也有许多优秀的女孩来找我想学指挥,我先给她们泼冷水,我说现在出去是找不到工作啊,除非你比所有的男人都强。我那个年代比你们现在好,那个时候没有性别歧视,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但她们执着得不得了,而且很多人要以我为榜样。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社会很多歧视妇女的东西传进来了。现在一个女指挥,除非她特别优秀、特别出类拔萃才可能有机会。
女音乐家并不都是小肚鸡肠
记:当时创建“爱乐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想为女性音乐家创造一些机会?
郑:其实当时并没有刻意去这样想,就是觉得市场经济对严肃艺术冲击很大,乐团都不演出了,演员们要么去钻棚录音、要么去走穴赚钱,学生们就知道邓丽君,也没人听交响乐了。我和司徒(大提琴家司徒志文)、朱丽(总政歌剧团首席)凑到一块偶然说起这个事情来,觉得大家都不上班了,就是在家做饭、看孩子,能不能找一些赋闲在家的女乐手,搞个小乐队去学校演一演,介绍点室内乐之类的。于是她们就打电话联络,结果第一次排练,居然来了十几个人。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很受鼓舞,因为之前说好是没钱的。我们几个都是女的,就起了“爱乐女”这个名字,当时就觉得女的是不是能好说话一点啊,大家也都很喜欢,于是就这样叫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爱乐女”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集体,大家到了一起都很亲热,说的都是演出排练的事,没有人提钱。女音乐家不是人人都小肚鸡肠,女音乐家也有非常大气的。通常来讲,男性觉得好像要阳刚,女的比较柔和,但也不一定,男性中也有很抒情的,甚至是很脆弱的,相反女性中也有比较刚毅的,这是个性问题,不能以性别来区分。因为没有钱,所以看重钱的人就不来了,来的都是爱艺术的、性格开朗的、不太在乎的。当用一种理想来团结大家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走到一起来,我们在7年中演了300多场,不容易啊,都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有人给我们捐一些钱,也无非就是交通补助啊之类的,现在想来真的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