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最初落户天津 蒋大为是津产音乐人

 　　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文化气息，很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它是否拥有艺术底蕴。沿着“海河文化带”巡游你会发现，它拥有音乐厅、天津美术馆、新文化中心这样的文化节点，不但串接起了城市的风情，更将它的艺术史蕴涵其中。

　　评判城市的艺术史，要看它曾贡献过何样的人才，催生过何种流派，留下过什么样的作品，在艺术教育、演出机构、社会风尚等种种方面，是否有让人羡慕的资本。而今，我们就将以这样的目光去搜寻我们的艺术史。

　　五月的阳光下，地处小白楼的音乐厅门前，显得颇为安静。它的正门仍然紧闭，上面贴着字条，上写“前厅施工”的字样。不过在半月之后，它就将重新开放，迎来首场演出。

　　这座白色的欧式建筑虽然经历了改建，但基本维持了原貌。修葺一新的外观，在小白楼一带颇为显眼，常常能吸引即将结婚的新人前去拍摄婚纱照——如果你能亲临那里就会感觉到，在商业街、地铁站这些现代城市元素遍布之地，音乐厅确实显现了独有的典雅色彩。

　　如果能登高远望，在音乐厅的西南处，能看到天津大剧院，再略偏东一些，是中华剧院。它们和音乐厅一样，是市内常举办音乐会的地方。诸多名家都曾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华丽的身影，今年四月份，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在天津大剧院指挥演奏了拉威尔和贝多芬的作品；而在今年十月份，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猫》也将首度来天津演出。

　　除了轻巧的波浪声，海河之畔从来就不曾少了充满激情的乐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水土不仅会养育一方人，也会养育一方的音乐。”天津音乐学院的靳学东教授对记者说道。六百年的时间，给了这座城市足够的机缘去形成其独特的音乐文化。

　　人们常说，天津以河海之地接纳八方之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点。天津是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它能促生本土气息浓厚的事物，也乐见异域元素的出现与存在。在音乐领域，这一点也不例外。

　　靳教授说，就传统音乐而言，天津的民族器乐不仅品种多样，而且“津味”十足。这其中既有土生土长的“津门大乐”“沽上小吹”，也有在天津生根安家的“天津十番”“天津法鼓”等等；委婉旖旎的“江南丝竹”有之，用于祭祀孔子的、素雅的“丁祭音乐”亦有之，可谓色彩纷呈，风格独特。

　　天津音乐的传承，可以追溯至很远。靳学东说：“就拿津门大乐来说吧，它是由传统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合而成的，和全国各地那些有特色的鼓吹乐一样，源头可以追溯到秦末汉初引入中原的鼓吹乐。从明代开始，军队的出征凯旋、官府的迎送、祭祀、节庆、典礼等仪式，在天津都离不开大乐的参与。”

　　天津人对音乐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将津门大乐形象地称之为“呜哩哇”，在新婚前夜，还经常用大乐热闹一下，而入夜之后，往往还要演奏“沽上小吹”这样的乐种。天津人不但把它们融入在生活里，有事没事儿的时候，还常常在《神鞭》那样的影视剧里露上一手，让其他地方的人也欣赏欣赏。靳教授说，津门大乐甚至引起过西方人的注意，早在上世纪初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百代公司和美国胜利公司曾先后在津录制了《雁落》《鹤龄》等大乐乐曲。

　　如果追溯天津音乐历史的话，你还能听到“天津十番乐”这样的名词。靳教授介绍说，十番乐本源于江南，乾隆年间，天津人吴君轶在苏州学会了它，使之流传到天津，并形成了北方的特点，和江南的韵味颇为不同。这种比较高雅的音乐需要很多人和乐器同时演奏，技法要求也高，在清末一度盛行。

　　天津的音乐暗含了天津人的性格。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大多不知道“天津法鼓”了，而在当年的皇会上，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据说，天津法鼓最初来源于李自成军队中的演奏，当李自成兵败，部下散落至天津时，被本地人学会了。也许正是军队的特性赋予了它一种阳刚气，靳学东说：“它综合了音乐、舞蹈、武术、美术等很多元素，形式上显得特别雍容、威严，节奏也铿锵、炽烈。天津人的粗犷豪迈、爽朗乐天，几乎都体现在其中了。”

　　从肃穆豪迈的大乐，到清丽的小吹，从本土的法鼓，到源于异地的十番，天津早期的音乐在包容并蓄之中发展、传承了下来。而西学东渐之后，当西方音乐也在中国大地渐次流行时，天津的音乐又一次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距离我们目下熟悉的音乐文化越来越近了。

　　海河之畔多才俊

　　近现代天津音乐界可谓群星璀璨，除了土生土长的沈湘、李光羲等人外，张肖虎、李德伦、施光南、王莘、曹火星等人的艺术生命也在此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赵元任是一位在天津出生的音乐大家。他8岁回到老家江苏常州，中学时代开始随美籍英语教师嘉化夫人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选修作曲和声乐，并广泛涉猎西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同时，他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又接触了不少民间音乐。虽然对于他来说，音乐只是“副业”，但他终其一生都与音乐为伴。他随身携带有五线谱的小本，一有灵感就写，以至于他的女儿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他一生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其中包括我国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和被广为传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沈湘的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家中珍藏着大量西洋古典音乐的老唱片。从小接受音乐熏陶的沈湘经过在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学习，终于成长为第一位在中南海演唱《黄河颂》的歌唱家。和沈湘一样同为男高音的李光羲则因主演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古典歌剧《茶花女》而成名，多年来演唱的深受欢迎的曲目多达百余首，《太阳出来喜洋洋》《祝酒歌》等更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天津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一方沃土。出生于重庆、在天津接受音乐教育的施光南在这里创作出了《最美的赞歌献给党》《赶着马儿走山乡》《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名曲，著名作曲家王莘写出了豪情万丈的《歌唱祖国》，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诞生了……只要海河水在流，他们的创作就永不枯竭。

　　有众多的人才为依托，天津的音乐演出也很兴盛。池元元、沈湘、茅爱立、刘金定等曾在天津大光明影院、天津犹太俱乐部举行多场音乐会；当时受聘于天津工商学院的张肖虎指挥他的学生乐团，在光明影院演出过莫扎特作品音乐会；津门歌唱家李洪宾、茅爱立等曾携手在天津中国大戏院首演由张肖虎作曲并指挥的四幕歌剧《松梅风雨》……音乐声中，这个城市的繁华和个性得以彰显。

　　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关牧村、蒋大为、刘维维、刘欢、于文华、刘和刚等“天津产”音乐人，依然是中国音乐界的超豪华阵容。海河之畔的天空上，依旧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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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音乐学院最初落户天津

　　天津最早培养音乐教师

　　去年,天津音乐学院迎来了五十岁生日。行外之人怕是少有知道，这里原来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所在。

　　天津音乐学院原工会主席杨为先生曾经系统整理过校史，他给记者讲起了一些往事。事情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不久。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三大艺术院校，其中就包括中央音乐学院，起初曾先后考虑在北京、南京设址，但最终综合多方因素，还是将校址定在了天津，也就是现在河东区十一经路一带，天津音乐学院的北院。

　　杨老师说，那时的河东区与河西区有一水之隔，并不像现在建有跨桥，而是靠摆渡渡人。当时的河东虽然偏僻，但摇橹水上，风吹波纹那画一般的情境，颇合音乐学院的氛围。

　　这所高级别的院校，当然会集中优秀的师资，从解放区东北鲁艺音乐工作团、燕京大学、南京国立音专等地抽调来的，以及从海外归来的许多师生，组成了最初的教师队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留在了天津。

　　1958年，因为在北京找到了安置之地，中央音乐学院终于要搬迁了。由于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的省会，出于本地区的考虑，省里打算在其旧址上建立新的院校，即河北音乐学院。1959年5月，河北音乐学院正式更名为天津音乐学院。当时经过权衡，中央音乐学院留下了一部分师资，而河北音乐学院的雏形也基本上按照前者进行了复制。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曾撰文说过，中国交响音乐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直隶学务公所附设音乐体操传习所”的设立。

　　这个音乐体操传习所，成立于1908年。据教育史研究者张绍祖先生介绍，它当初设在河北大经路劝业会场东直隶学务公所后面，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区中山路一带，管理者李侨曾毕业于日本东京音乐学校，而聘请的教师中，也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音乐学校的日本人。

　　张先生告诉记者，传习所首期学员的学制是两年，在音乐方面，设有唱歌、和声学、独唱、中西管乐、洋琴、风琴等课程，要求学员选学一种乐器，每星期一合奏。传习所为市里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小学音乐、体育教员，也成为了国内最早培养音乐体育师资力量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