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钢琴家王羽佳回国首演 坦言和郎朗差别

       1987年生于北京，14岁独自赴加拿大学琴，随后就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郎朗师傅格拉夫曼。2009年1月，王羽佳与德国DG唱片公司签下专属艺人合约，新近推出首张专辑，以现代派选曲格外引人注目。目前每年在全球各地巡演约100场。
每句话都以“咯咯”笑声收尾的王羽佳，一边流露稚嫩，一边呈现着逐渐强大起来的内心。她自称最大弱点是“耐力不强，容易厌倦”，而优点是“好奇心特强”。与被保护着成长的琴童不同，14岁就学会独立的王羽佳在勇于做音乐实验的同时，很清楚时间的宝贵，明白“慎重”的意义。问她远一点的计划，大都没有答案，但她希望十年后更稳定一点；快乐地生活，对她来说就是“不用再那么来回地跑……靠近大自然，如果不养狗，就‘养’一棵树”。

打破成见 我和郎朗很不一样

新京报：你被问得最多的是什么？

王羽佳：郎朗……同一个老师什么的。最多是在外国被问到，在中国学习和在外国学习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琴的孩子那么多，而且都那么好。

新京报：你的回答是？

王羽佳：对于郎朗的那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不喜欢被这样子归类，虽然我们都是亚洲人，都上同一个学校，有同一个老师，但我们的性格很不一样，是不同的艺术家。我觉得我的中国老师感性、很有诗意，外国老师在理论上、分析谱子上面多一点。而中国琴童学得好，是因为中国老师基础打得很好，而且中国有才的人很多。我说中国钢琴就像美国体育一样，很热门(笑)。

新京报：你的第一张专辑很现代。

王羽佳：第一张专辑，我是想有一个statement(宣言)，所以里面的曲目都很“棱角”。因为大家看着我：小亚洲女孩儿，外表很弱小，我就是想打破这种格式化的看法。

新京报：你是怎么发现并喜欢上现代派作品的？

王羽佳：我十五六岁的时候，一个作曲系的朋友给我一盘CD(里盖蒂)，说是他偶像。我学了两首曲子，很难，简直就像是机器弹的。还有在柯蒂斯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弹过作曲系一个华人的作品，他那有点像是把巴托克、德彪西和中国的东西全放在一起做实验。对我来说最好玩的是跟一个活着的作曲家交流，他们的要求比写在谱子上的多得多。

新京报：目前你有哪些不敢碰的作曲家吗？

王羽佳：巴赫。小时候特别敢，14岁开始就不敢在公众场合弹了，但我会回去的。

业余爱好 看科学书会很有灵感

新京报：我知道你喜欢研究星座，是怎么开始的？

王羽佳：那时候我刚去加拿大，为了学英文嘛，我看网上有星座，觉得很好玩，就有点迷信地去看。我是水瓶座，迪图瓦(瑞士指挥家)是天秤座，跟我就很合得来，阿巴多(意大利指挥家)是巨蟹座，和我星座很不合，但我们在音乐上却很合。

新京报：经常旅行，都喜欢什么样的地方？

王羽佳：巴黎，我还喜欢欧洲的小城。我的生活其实很单调，就是三个地儿———机场、旅馆、音乐厅。我特别爱看云，每个地儿的云颜色都不一样，在飞机上也只能看看云了，哈哈。

新京报：在飞机上也看书、上网？

王羽佳：对，但我不爱看故事书，我觉得自己已经够乱的了，不需要那些戏剧化的东西。我爱看的都是挺费神的，科学、哲学之类的书。看这些书会很有灵感，物理和思想有点像。看哲学，我还是希望能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上的目标，让活着有意义。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需要补充的是什么？

王羽佳：生活上的经历。我喜欢爵士乐，但我还从没去过摇滚音乐会、博物馆这些地方。我生活已经够丰富了，但我心里需要有个根儿，无论我飘到哪儿———我叫羽佳嘛，我就像羽毛一样———心里得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无论怎么演出也不会被吹掉的。

未来计划 做服装设计也行

新京报：你对自己的将来有设计吗？

王羽佳：我一直是在顺其自然。这两年现代派的东西会很多，但是以后我会回到更古典的巴赫、贝多芬那里去。到时我要去欧洲熏陶一下。其实绘画、文学和钢琴都是相通的。我对服装很有兴趣，我也可以走设计时装这方面。一切都会连接上，我还不知道。

新京报：现在你住在纽约，是自己的选择还是……

王羽佳：暂时来说是最方便的了，纽约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较适合我，年轻人也多。但节奏快对音乐不一定好，所以我要去欧洲，不一定学音乐，没准儿就是感受一下生活。如果我减少演出，我可能会往录音方向发展。

新京报：你提到过要请一个32岁的作曲家给你写曲子，能详细说说吗？

王羽佳：这事还没有最后定。他是旧金山一个酒吧里的DJ，叫Mason Bates，是做电子音乐的，和古典音乐合在一块儿，还有灯光，他的曲子有点爵士，不是跨界，而是一种挺新的东西。

新京报：下一张专辑有计划了吗？

王羽佳：可能打算录一部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的。

新京报：很多人会说，未来50年，乐坛是中国人的天下。

王羽佳：不光是音乐界，我觉得未来50年，什么领域都会是中国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