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的另一座高峰-军营音乐

　　从音乐发展史来看，军营与音乐关系非常密切，它不但是音乐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还是音乐赖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空间。唐代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非常高，这不仅体现在音乐内容的丰富性上，即拥有数量众多质量超群的音乐作品，还体现在音乐赖以生存的空间的多层次性上。就音乐的生存空间而言，唐代大致有四，一是宫廷，二是民间，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寺庙与军营。尽管它们在唐代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状况与水平并不平衡，但此兴彼衰的结果却是带来了唐代音乐的整体繁荣，最终达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高峰。

　　因此从不同的音乐生存空间对唐代音乐进行立体性研究，无疑是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入了解唐代音乐繁荣之状况和兴盛之原因。学术界历来对唐代的宫廷与民间这两个音乐空间颇为重视多有涉及，成果亦非常丰富，而后两者关注较少，尤其对军营的音乐活动则关注更少，由于军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空间，与宫廷和民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它的音乐活动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推进唐代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研究，而且有利于把握唐代音乐总体发展态势。

　　一、唐代军营音乐兴盛于中唐

　　唐代军营与音乐发展关系甚密，这一方面体现为从初唐始它便在唐代音乐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初唐的《秦王破阵乐》即产生于军营，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中曰：“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此曲后来成为《破阵乐》、《七德舞》、《神功破阵乐》、《大定乐》、《破阵子》等宫廷著名乐曲的音乐素材。如唐高宗时，《旧唐书》志第8《音乐一>载有“六年三月，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召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赴洛城门观乐。乐名《一戎大定乐》”等。在盛唐时，描写边塞军营生活的诗篇中不少便涉及音乐活动，如岑参《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裴将军宅芦管歌》“将军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如高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军中多宴乐，马上何轻趫”、《行路难二首》“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等。中晚唐的相关记载则更多。

　　另一方面还体现为唐代的乐官、乐人与武官关系非常密切。如崔令钦在《教坊记·序》述及《教坊记》素材来源时，强调日“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禄俸，每加访问，尽为子说之。”从“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来看，教坊中乐人最终不少是被授予了武官。从唐·韦述《大唐故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岳阳郡开国公范公（安及）墓志铭并序》来看，唐代第一任教坊使范安及在担任教坊使的同时，还被任命为“左领军卫卫翊府中郎将”，此后又于开元四年“迁左武卫将军”、开元十三年“加冠军大将军”、“开元十六年“又迁右骁卫大将军”、开元十八年“加镇军大将军”等。不仅盛唐，中晚唐以后乐官或乐人被赐武官者亦颇多，如文宗朝教坊副使云朝霞被授予左骁卫将军，懿宗朝李可及被授予威卫将军等。

　　但是从唐代整个音乐发展史来看，唐代军营音乐活动的真正繁荣并不是在音乐最为发达的盛唐，而是在中唐。盛唐军营音乐活动没有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朝廷严格禁止民间的音乐活动，如曾颁布《禁伎乐勅》禁止民间进行广场式的音乐表演以防止“伤风害政”（《唐文拾遗》卷3），曾颁布《禁散乐巡村勅》禁止乡村流动的散乐表演，对违法乐人罚重役。（《唐文拾遗》卷3），朝廷的这些举措必然使得地方军营的音乐活动受到限制，难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宫廷音乐活动非常繁荣，但玄宗极重视教坊与梨园，因此它们拥有数量众多技艺超群的乐人，具有极强的音乐创造力，所以在宫廷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军营中的音乐活动自然便被忽略，因此不能繁荣起来。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军营音乐这种相对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就宫廷而言，唐代禁军音乐活动非常兴盛。禁军中的音乐活动在盛唐时已有活跃的迹象，如《全唐文》卷207宋璟《请停仗内音乐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诸寺观，多动音声，今传有仗内音声，拟相夸斗。宫人百姓，或有缚绷”，从它们参预宫外音乐活动竞争并引起时人的关注来看，其内部成员应该不少，而且表演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但从宋璟的奏章来看，此阶段的发展要受到朝廷的严格限制。但是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禁军中产生了仗内教坊这一机构，此最早记载为房次卿《唐故特进行虔王傅扶风县开国伯上柱国兼英武军右厢兵马使苏公墓志铭并序》，其中有“主上龙飞，录功班爵，当监抚之日，有调护之勋，改右武卫大将军，充仗内教坊使”之文，“主上龙飞”指德宗登基，可见仗内教坊最迟在德宗建中年问建立，再从张元孙《唐故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赐紫金鱼袋清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仗内教坊乐人张渐“穆宗皇帝大悦，宠锡金章，隶供奉第一部。弥历二纪，荣密四朝”，故仗内教坊在武宗时仍然存在。仗内教坊的设立表明繁荣的禁军音乐已经进入到制度化管理阶段。

　　唐代禁军音乐的繁荣还表现为它已经成为帝王寻欢作乐的重要去处，如《资治通鉴》卷241《唐纪五十七》“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日：“丁亥，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如《旧唐书》本纪第16《穆宗》载曰：“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新唐书》本纪第18《穆宗》曰：“丙子，观神策诸军杂伎”、《旧唐书》本纪第17《敬宗》曰：“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等。

　　就民间军营而言，各藩镇节度使们对音乐活动表现出普遍的热衷。如代宗时剑南节度使郭英父，《新唐书》卷133《郭英父》曰：“又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未尝问民间事，为政苛暴，人以目相谓”；如懿宗时的田牟做徐州节度使时，《旧唐书》卷19上《懿宗》曰：“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等。当时社会将不嗜好音乐之节度使视为独特现象而予以褒扬，如《旧唐书》卷177《崔慎由》曰：其父崔从“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如《新唐书》卷164《薛苹》载：“居三镇，声乐不闻于家，所得禄，即分散亲属故人，而无余藏”，由此更可见，地方军营音乐之繁荣。

　　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向朝廷进献乐章与乐人已成为惯例。《新唐书》卷22《礼乐十二》曾作如下概括：

　　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曲将半，而行缀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旧唐书》本纪第15《宪宗下》载韩弘于元和八年曾撰《圣朝尤岁乐谱》献给朝廷，乐章高达300首。地方向朝廷进献乐人，在初唐时已经出现，但是并不常见，中唐以后不但所献的频率高，而且人数亦很多，如《新唐书》卷119《白居易》：“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如《旧唐书》卷20上《昭宗》：“（乾宁元年）凤翔李茂贞来朝，大陈兵卫，献妓女三十人，宴之内殿，数日还籓”等。中唐以后的一些君王有时为了表示自己专心国政无心享乐，还将藩镇所献女乐遣还，如宪宗即位，朝全义的儿子献女伎，《新唐书》卷141《韩全义》宪宗拒之日：“我方以俭治天下，恶用是为?”《旧唐书》本纪第14《宪宗上》亦载：“癸酉，以张茂昭家妓四十七人归定州”；《旧唐书》本纪第15《宪宗下》又曰：“（元和十四年）以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为润州刺史，充浙西观察使韩弘进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女乐十人。女乐还之”。如文宗，《旧唐书》本纪第17上《文宗上》载：“（宝历二年十二月）己酉，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今年已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中唐以后一些君王多次拒绝所献之女乐更反映出地方藩镇进献乐人乃为常举。而藩镇向朝廷进献乐章或乐人，充分反映出中唐以后地方军营音乐的兴盛。

　　二、中晚唐军营音乐兴盛之原因

　　从上述可见，虽然从初唐始，军营已成为唐代音乐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之一，但是它的真正兴盛却在中唐以后，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中唐以后宫廷禁军音乐的兴盛与中唐以后帝王重视禁军并重用宦官有关。唐代对宦官的重视始于玄宗朝，《旧唐书》卷184《宦官》：“玄宗在位既久，崇重宫禁，中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得门施棨戟。”而宦官开始涉猎军事始于代宗朝，鱼朝恩被授予观军容宣慰使，宦官直正执掌禁军大权以干涉朝政则在德宗朝，《旧唐书》卷184《宦官》：

　　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

　　可见宦官是通过掌握神策军及禁军从而走向干政专权之路的，这与神策军当时深受帝王信任有关。神策军属于北衙禁军，唐代帝王重视北衙禁军是从玄宗开始的。玄宗曾用它消灭了太平公主一派，故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它已扩充至四军。安史之乱中又深得肃宗信任，进一步扩展为六军。德宗时左右神策军又加入其中，成为八军。从玄宗始帝王对北衙禁军便非常重视，而德宗时由于重用宦官并使其掌握了神策军大权，从此宦员便开始干涉朝政。

　　宦员们为了固宠与专权便鼓动帝王寻欢作乐，《新唐书》卷207《宦官·仇士良》曾曰：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少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而北衙禁军特别是神策军深得帝王的信任，所以它自然成为宦官迎合帝王纵乐的场所。前文中提言的“仗内教坊”设立、中唐以后帝王们多次到禁军特别神策军中作乐都是中唐以后禁军音乐兴盛之明证。

　　其二，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军营活动的兴盛与朝廷倡导宴乐之风有关。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借助地方藩镇之力才得以恢复政权，因此帝王们对立下功勋的将领非常恩宠，赐乐人、鼓励这他们纵情享乐成为朝廷的主体导向。德宗朝，赐乐之风非常盛行，《旧唐书》卷141《张孝忠子茂昭》张茂昭辞顺宗赐乐时曾谈及之，曰：

　　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成宁、西平、北平尝受此赐，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人臣常礼，奈何当此宠赐！后有立功之巨，陛下何以加赏?

　　德宗时李晟、张延赏、马燧、浑城、李元谅、戴休颜等都享受过此等殊荣。朝廷除了直接赐乐外还鼓励功臣们纵情宴乐，宋·王谠《唐语林》卷6《补遗》载朝廷对李晟与张延赏宠爱到连日常宴乐都非常关注：

　　宴乐则宰臣尽在，而太常教坊音乐皆至，恩赐酒馔，相望于路。张、李二家，日出元音乐之声，金吾必奏。俄顷有中使来问：“大臣今日何不举乐?”

　　朝廷的这种导向导致了地方藩镇普遍注重个人享乐，从而宴乐之风盛行各地方藩镇军营中。此方面记载颇多，如《旧唐书》卷19上《懿宗》载：“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如《旧唐书》卷145《陆长源》载：“加以（董晋判官孟）叔度苛刻，多纵声色，数至乐营与诸妇人嬉戏，自称孟郎，众皆薄之”等。他们彼此还争夺著名军营乐人，如《资治通鉴》卷232《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载李晟与张延赏因争夺营妓高洪而有隙等。并且还凭借这些军营名乐人来结交朝廷权臣，如《旧唐书》卷145《刘玄佐》曰：“（刘）玄佐在镇，李纳每使来，必重赠遗，饰美女名乐，从其游娱，故多得其阴事，常先为备，故纳惮其心计。”朝廷的倡导使得地方节度使对宴乐颇为留意从而带动地方军营音乐活动的繁荣。

　　其三，与中唐以后藩镇势力的高涨相关。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势力高涨，朝廷逐渐对之无法控制，这势必会导致藩镇将领的骄奢之风，而纵情声乐则是骄奢之风最典型的体现。他们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进行音乐享受，如《旧唐书》卷117《郭英义》载其曾“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即便是声誉极高的郭子仪亦留连于此，《旧唐书》卷119《杨绾》亦载：“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旧唐书》卷224下《判臣》亦载僖宗时高骈，“左右姬侍百余，皆娟秀光丽，善歌舞，巾鹭束带以侍。月二十宴，其费仰于民，不足，至苛留度支运物”等。

　　另一方面，势力的高涨导致了藩镇们欲望的膨胀，他们采用各种方式使宫廷的乐人和乐曲为其服务，如襄州节度观察使于頔死后，《新唐书》卷172《于頔》载朝臣向穆宗历数他罪名时，就有“遮使者，僭正乐”。其方式或是出钱雇用，如《唐会要》卷34《论乐》“杂录”曰：

　　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按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

　　或是通过武力强行占有，这尤其表现在晚唐，当时政局动荡，宫廷音乐机构被毁坏，大量宫廷乐人流散至民间，地方藩镇将领乘机将之强行占有，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第6“乐工关小红（石潨附）”条载：“唐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娼伎儿为强诸侯有之”、如王灼《碧鸡漫志》引《乐府杂录》载宫廷乐人骆供奉与胡二子到灵武刺史李灵曜宴会表演等。《资治通鉴》卷262《唐纪七十八》“昭宗天复元年”（901年）亦载“壬戌，上又谓偓曰：‘继诲、彦弼辈骄横益甚，累日前与继筠同入，辄于殿东令小儿歌以侑酒，令人惊骇。’”

　　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唐以后的宫廷禁军音乐和民间的藩镇音乐都非常活跃，从而兴盛繁荣起来。前文已言，军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空间，与宫廷和民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兴盛必然会对中唐以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乃至整个音乐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三、中唐军营音乐兴盛之影响

　　由于军营介于宫廷与民间这两个空间，因此中唐以后军营音乐的兴盛势必会推动这两个空间音乐的发展。首先，就中晚唐的宫廷音乐而言，盛唐以后传统的宫廷音乐机构——教坊与梨园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安史之乱中受到极大的破坏，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王建《春日西望》、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和《梨园弟子》等诗篇都对之有着生动的描述。此后朝廷也曾做过重建工作，但总体而言效果不佳，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载：“肃宗克复，方散求于人间，复归于京师，十得二三。”另一方面，在中唐以后人的心中，教坊、梨园与君王的昏庸和国家的哀弱密切相关，因此此后的帝王不但无心重建而且还多数对之进行裁员，以示励精图治之决心，《新唐书》卷7《德宗》有“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旧唐书》卷14《顺宗》载“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旧唐书》卷14《宪宗上》载宪宗元和元年“减教坊乐人衣粮”、《新唐书》卷8《文宗》载文宗于宝历二年，“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等等。从《资治通鉴》卷225《唐纪四十一》“代宗大历十四年”中“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来看，梨园还一度被取缔过。在这种情况之下，以仗内教坊为主体的禁军音乐兴盛起来，无疑会在宫廷中担负起重要的表演职能，从而在宫廷音乐生活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故禁军音乐的兴盛对于中晚唐宫廷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就地方军营音乐而言，在盛唐时，由于朝廷对于民间音乐活动严格限制，因而它相对比较沉寂，中唐以后由于朝廷的积极提倡以及地方藩镇势力的高涨，各藩镇宴乐之风盛行，当节度使们普遍热衷于音乐而投入大量财力时，地方军营中乐人队伍势必会变得空前壮大、表演活动亦极为频繁，这无疑会带民间音乐的发展。

　　不仅如此，它还增进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交流。从唐代音乐发展史来看，盛唐是唐代音乐的鼎盛期，产生了众多优秀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但是盛唐的音乐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宫廷音乐机构对乐人有着严格的管理，教坊通过发牒的方式让其外出表演，从《北里志》所载来看此风到晚唐仍然保留，他们私自出宫要受到处罚，唐·南卓《羯鼓录》载黄幡绰入内供奉达五十日，一日出宫便召来玄宗的勃然大怒。从《教坊记》来看，居于内教坊的乐妓只有在规定的日子与家人见面。因此，盛唐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交流之机会是非常少的。

　　但中唐以后，这种状况被打破，唐代的音乐中心从宫廷转移到了民间。这一转移，导致盛唐宫廷优秀的乐人与音乐作品大量扩散至民间，故中唐以后音乐虽然不再如盛唐繁荣，但却完成了将盛唐时代大量宫廷优秀音乐作品扩散传播到民间的使命，唐代音乐之所以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成为一座高峰，与中唐音乐的这种发展密切相关。在唐代音乐中心下移的过程中，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产生了密切的交流，而在这过程中，军营音乐因为介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间，所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就宫廷禁军而言，它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仗内教坊，从张元孙《唐故仗内教坊第一部供奉赐紫金鱼袋清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馐）来看，地方军营是其乐人的来源之一。而禁军的乐人与教坊、梨园等机构有着一定的人员交流，如《资治通鉴》卷245《唐纪六十一》“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载“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人宫”，元人胡三省注“右军”为“右神策军”，从后文魏謩上疏日“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人宫，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来看，其最终是被选入到教坊中；同时它们在音乐表演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合作，《旧唐书》卷17上《敬宗》日：“（宝历二年六月）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这样以地方军营为乐人来源的禁军音乐一旦繁荣起来，它势必会把民间音乐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乐人输送到禁军中，而禁军音乐与教坊、梨园等其它宫廷机构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音乐交流，所以自然会促进宫廷音乐与地方音乐的交流。其次，就地方军营而言，自中唐以后他们频繁而大量地向朝廷进献乐人与乐章，这不但丰富了宫廷音乐活动的内容，而且还不断地将民间音乐中鲜活的元素输入到宫廷音乐中，这样自然会不断地增强宫廷音乐的艺术表现力；而当地方藩镇或是以金钱雇用或是以武力逼迫让宫廷乐人带到地方军营中进行表演，这不但将宫廷音乐带入到民间，丰富民间音乐的的内容，而且还有利于提升民间音乐的表演水平。

　　可见，中唐以后，军营音乐得到了大力地发展，由于它介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间，因此它的蓬勃发展不但推动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两者之间密切的交流，从而为阶段整体音乐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所以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唐帝国深受打击，音乐的发展也一度停滞，但是最终却又继续地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军营音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军营已经成为中晚唐音乐发展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