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畅谈】我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依存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以及新潮音乐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流行音乐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概念最早还是来自西方。英文有Pop music一说。但POP之流行，其义为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介手段流传出去。可见，这是一种手段与手段之结果。手段是以工业文明（如今又使用了信息文明的手段，如电视）的媒体来传播，其结果是在广大群众之中流传开来。因此，“流行音乐”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音乐行为及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张广天《“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的肯定为音乐本身被认可，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手段如果被很好的利用也会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虽然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现状和其存在的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谁又能说这种争论不就是一种发展呢？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乐形式出现的例子。邓丽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台湾高山族民歌《娜鲁湾情歌》的流传更是给了大陆音乐制作人很多启示。随着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的流传，整个中国都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坡》《高天上流云》《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家喻户晓。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一种追求所谓流行、纯粹为获得某种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话，那么“北方歌王”腾格尔一直坚持把自己的音乐创作扎根在蒙古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国流行乐坛拥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与电声乐队的完美合作；冯小泉、曾格格夫妇的流行民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兴未艾；“彝人制造”演唱组合迅速串红等等无不说明一点：中国民族音乐正在逐渐完成一次新的质变，而流行音乐也正在积极的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当代的音乐文化必然带有当代特征，音乐文化随着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需要而变化发展，这本身便是一种创造，一种不脱离民族传统并以现代生活为根本的创造。”（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

    第十一届“孔雀奖”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在南宁举行，美国老牌乐队组合“空气供应站”（Air Supply）成员在南宁听了三天的民歌，我国著名歌手韩红，音乐制作人臧天朔以及因翻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经典民歌而走红的斯琴格日乐也来到南宁。按他们的话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在南宁的歌海里好好充电，一如大快朵颐。看得出民族音乐元素越来越被流行歌手所重视，正如他们所说“尊重原创风格的改变，附以当今年轻人所接受的音乐形式，不仅能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并喜爱古老民歌，也使传统民歌古老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反过来说，对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也是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我国古老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淀，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中国民族音乐语言能够最为准确的反映中国人的思维状态，中国的流行音乐只有扎根在本民族的音乐土壤里才能获得更为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越具有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