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和语录歌几乎是我国音乐的全部。盲目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长期的思想桎梏使得音乐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原动力,音乐与政治的联姻更使得许多好的音乐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在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样板戏和语录歌同样能带给人们快乐和激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物的发展是建立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的,没有矛盾的冲突就没有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音乐的百家争鸣也是推动音乐向前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当世界发展的潮流不可避免的向着政治格局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多元文化和思想的矛盾冲突就很快凸现出来了。
首先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张帝、刘文正、陈美龄、侯德健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中国人民麻木而不能真正带给人快感的时候,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禁锢人们的思想篱笆被初步拆除时,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的干涸的心田;“机智歌王”张帝的搞笑歌曲也风靡整个神州大地;刘文正的歌曲更是被众多大陆歌星一次又一次的翻唱并随之走红(著名歌星张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于来自外界的种种音乐思潮的冲击和五花八门的音乐形式诱惑,人们还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就被其所征服并无条件的接受,“靡靡之音”的说法显得那么绵软无力。当人们发现音乐还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还可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抒发感情的时候,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的随之进入发展的轨道。然而,“当时的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完全处于一种历史性的‘真空’状态,而当本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与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完全处于一种既一无所知,有不知所措的尴尬处境”。(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模仿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全部内涵和唯一选择,根本谈不上理性的交流和交融,从任何一个层面来看都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不可否认,港台歌星及港台流行音乐对我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某位歌星唱得像不像谁时,我们的流行音乐也向前跨了一大步。我们有了一大批自己的歌星,在不断的肯定和否定、模仿和重塑形象的过程中它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吴涤清、张行、韦唯、刘欢、毛阿敏、那英等,无不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演唱风格。
改革的深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不断交流,也加速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我国的流行乐坛除了以“爱”为主题外,也开始有了另类的声音,如:摇滚乐、说唱等。我国的摇滚乐元老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摇滚之风,随后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唐朝乐队、轮回乐队、指南针乐队、黑豹乐队、零点乐队等等。狂热的呐喊、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歌词中充斥着“痛苦”“人生”“失落”,这些都无不折射出一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冲击而变得茫然无措的审美心态。林林总总的各种形态的流行音乐虽然也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确实是以实现个性特征为目的的,他们的创造力也或多或少在自己的音乐中得到了体现,但是随着艺术的超越性被实用性所取代的时候,音乐的本质精神却已失去。他们的音乐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悲观情绪、浮躁心理、求异心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