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畅谈】满族音乐发展的三大文化圈

　　在满族音乐（包括渤海乐、女真乐）发展历程中，因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呈现出其生存、发展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东北地区以满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满族人聚居地的满文化圈。

　　1.中原北方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圈

　　渤海国亡后，辽统治者唯恐其作乱，将渤海族人分散强迁至各地，到了金代，辽东地区的渤海族人逐渐增多，“人口达到五千余户，兵士有三万人”，金统治者也恐其难控制，故逐年将其迁徙到山东防卫，每年有数百户，“到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金朝政府更将渤海人大批迁徙到中原地区”，如此大批渤海人迁徙中原，必将渤海音乐文化带到中原，继续流传，最后以融入汉族音乐文化中的形式得以隐性发展，正如《金史·乐志》载：“……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

　　金代女真族入主中原，正是女真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阶段，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汉文化从经济生活、政治体制、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对女真族都有较大影响。金统治者主张民族平等，女真人和汉人都是国人；主张学习汉语和汉儒的经书和理学等著作，拜汉儒为师（如金熙宗请宋人韩枋为师，海陵王完颜亮及其兄、子曾请汉儒张用直为师）。在汉文化影响下，金代的文字“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合本国语，制女直（女真）字”；宗教改信佛教和道教；其绘画、雕塑、建筑发展很快，皆似汉风；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数学、医学等都有较大发展。在文学方面，女真文人在创作上跨越了汉文化的楚辞、汉赋阶段，“金一代的诗人，一开始就是从唐诗、宋词着手。女真文学的形式主要是诗、词、曲、散文、戏剧等。”金代兴起的“院本”和“杂剧”，为传入中原的女真族音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领域，其中“院本”运用了大量女真族音乐，据专家、学者考察：“在690本‘金院本’中，采用汉人古乐曲的只有16本，其余可能运用女真音乐或金代北方民族音乐。”此后，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形成的“元杂剧”和明代戏剧中，也明显地吸收运用了女真音乐。如元代著名女真族戏剧家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尤其是对女真人风俗和军俗的描写，具体而生动，演出时《虎头牌》采用了〈阿那忽〉、〈风流体〉、〈唐兀歹〉、〈也不罗〉等女真乐曲。”《虎头牌》“剧本第二折用了许多源出于女真音乐的北曲，元明间这一折颇为流行，由于用17个曲牌组成套曲，通名‘十七换头’”。在元明间的戏剧中，贾仲明创作的《金安寿》和关汉卿创作的《南吕第一枝》的唱词中，曾提到的“者刺古”、“鹧鸪”、“垂手”都是女真族的乐舞名称，当女真音乐以其简约的民歌形态进入中原时，正值汉文化的戏剧发端时期，在此良机，女真族音乐从民歌跃入说唱和戏曲，进入了一个幸运的“时空”。以后又和其他北方民族音乐一起形成了日后较有影响的“北曲”。《中国音乐词典》“北曲”词条云：“（北曲）其中有唐、宋以来的歌舞大曲，宋、金以来的说唱诸宫调，宋代流行的词调，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等说唱音乐或歌舞音乐，还有少数民族的民歌，尤其女真族的民歌占有相当比重。”另外，女真族的“臻篷篷歌”和太平鼓也传入中原，“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至明朝“京师有太平鼓之戏”，而且“有结为太平鼓会者，聚众数百人。”

　　清入关后，统治者一方面为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积极竭力学习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为维护满族“国语骑射”的民族意识又制定了一些方针措施。由此，形成满文化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又逐渐融入汉文化的历程，在此历程中“八旗子弟乐”的出现，以及“八旗子弟乐”中的子弟书、牌子曲、高跷、太平鼓、和经过“八旗子弟乐”化的什不闲、太平歌、道情等音乐与其后中原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牌子曲，东北的东北大鼓、二人转等音乐的渊源关系、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满文化特征。正如李家林在《关于〈北平俗曲略〉的话》一文的第一部分“北平俗曲的来源”中所说：“我们研究北平俗曲的结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从外省输入的。……东北由辽金清输入打连厢、倒喇、群曲、蹦蹦戏等；……传播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诸族为主，……”

　　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将满族诸部编成八旗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由此满族的民间音乐也被带到全国各地，流传在驻守边疆八旗军中的“八旗子弟乐”，便是在满族民歌和萨满神歌的曲调上，填以具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词，用八角鼓伴奏，来抒发心中思乡之情的音乐。这种长于抒情、叙事一唱到底的音乐形式传入京都后，受到人们喜爱，八旗文人便参照民间鼓曲的格式和北方音韵的“十三道大辙”，创作出近似鼓曲的“八旗子弟书”，后因初创地域和风格不同，又分成“高亢红火、慷慨激昂”的“东城调”和“缠绵悱恻、婉转低回”的“西城调”。最初“八旗子弟书”用满语写作演唱，在逐渐混入汉语演唱时称为“满汉兼”；其后根据听众的需要，又有一部分满汉文对照的唱本，或用满语或用汉语演唱，谓之“满汉和壁”；最后因满族通用汉语，故“子弟书”也都用汉语写作和演唱了。在此期间，“子弟书”传到天津，形成“语言通俗流畅，接近方言口语，节奏较快”的“天津子弟书”（也称“卫子弟”）；后又传到盛京（沈阳）称为“清音子弟书”。清末。“子弟书”衰落。在其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梅花大鼓”，以及与“木板大鼓”相结合的“京韵大鼓”。

　　在东北满族人民中，还流传着一种手执八角鼓自编自唱的艺术形式，名为“八角鼓”。清入关后，它已具有说唱特征雏形，也传入关内。此后，“八角鼓”的表演形式以满文化特征和其他满族音乐文化因素，以及中原音乐文化一起促成“单弦牌子曲”的形成和发展。“单弦牌子曲”运用满族乐器八角鼓伴奏；其音乐吸收“子弟书”中的“西城调” 和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其中有可能包括满族民歌和满族八角鼓音乐），以及因满族士兵宝恒（又名小岔）唱得最好而命名的“岔曲”。在其表演形式从群唱改变成“单弦”形式，以及文学、音乐内容又进一步充实提高时，满族单弦表演艺术家德寿山等人又融入了大量的满汉文化，此后，“单弦牌子曲”盛传不衰至今。此外，满族八角鼓也对其他地区的说唱艺术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山东流行的聊城八角鼓与满族八角鼓有渊源关系，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等都吸收过八角鼓的曲牌。”

　　上述表明，满族及其先世的音乐在进入中原后，伴随着汉族音乐的进化，也处在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它在不断发展中与汉族音乐相融合。事实证明，北方中原的民间音乐的旋律舒展流畅、节奏清晰欢快、性格阳刚爽直等特点的形成，无不受着北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其中也包括满族音乐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