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至宋代,泉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交通的东方第一大港,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经济相当发达,文化也蓬勃发展,各种文化交流频繁,呈现出“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元时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对外通商大港,泉南滨海,系国内外商船停泊之处,歌馆、酒楼、茶肆林立,拥琵琶而弹唱南乐的歌女比比皆是。泉州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对泉州南音的发展与成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受到宋代填词、唱词者的影响,泉州南音创作的曲牌有许多与宋词的牌名相同,如“长相思”、“鹧鸪天”、“醉蓬莱”等,使南乐的词和曲更丰富。
泉州南音由谱、指、曲三大部分组成。
谱无唱词,有琵琶弹奏法,是专供乐器演奏的带标题的乐曲。谱是泉州南音的基础,在三大组成部分中,谱的形成最早。对照泉州南音乐器和现存的谱、指、曲可以肯定,谱是唐大曲遗存,宋朝定型的有12套。
指,是有词、有曲谱、有琵琶弹奏指法的带有故事情节的声乐套曲。其词通常不唱,只由乐器演奏。指的内容多与戏文相关,由此可见它形成于宋元杂剧、南戏产生之后。指较早有36套。谱还只分管门,指就发展到分“支头”了。
曲,即散曲,也叫草曲,比较简短通俗,数量最多,现有千余首。曲的结构形式与元曲有直接联系。
泉州南音还吸收佛曲、道情的东西,如“指”就有《南海观音赞》和《普庵咒》是源于佛曲的,《弟子坛》则吸取了道情的旋律。泉州南音还吸收楚歌、吴歌、潮调及闽南地方音乐,并吸收弋阳腔、青阳腔、昆腔,如《李亚仙》中的《鹅毛雪》、《胭脂记》中的《告大人》、《士九弄》中的《你听咱》等。泉州南音与泉州地方戏曲特别是梨园戏,更是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戏曲吸收南音作为它的唱腔,提高其艺术水平。王耀华先生对曲目、音乐做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了福建地方戏曲是从南音吸取营养的结论。泉州南音也吸收戏曲的唱段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内涵。例如《春今》指套就是从梨园戏的《雪梅教子》来的。还有一些歌曲是特定场合专用的,如贺寿唱《画堂彩凤》,结婚唱《一对夫妻》,丧事、祭奠唱《三奠酒》,祀郎君则唱《祀郎君》。
明清之际,南乐风靡一时。传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寿典,内阁大学士、泉州安溪人李光地挑选五位精通唱和的南乐高手上京献演,他们是晋江吴志、陈宁、南安傅廷、惠安洪松、安溪李义,他们在御苑演奏。康熙帝听到南乐弦管和鸣、抑扬顿挫、逸韵雅致,大悦,要加封五人官职,他们推辞不受,唱《远望乡里》,奏大谱《百鸟归巢》以示思乡之情,终于感悟帝心,赐予“御前清客,五少芳贤”匾额,赐赠曲柄黄凉伞和金丝宫灯,“传驿荣归”。南乐因此获得“御前清曲”的雅号。在安溪县湖头镇李光地的故乡祖居,有一副对联:“绮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 此后南乐声名大振,南乐艺术得到很大发展。闽南的许多音乐形式,如“锦歌”、“笼吹”、“十音”、“莆田十音”、“南平南词”以及许多剧种音乐,如“大梨园”、“高甲戏”、“莆仙戏”、“芗剧”、“闽剧”等,都和南乐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泉州南音可上溯至秦汉、晋唐,定型于宋朝到明初。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所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可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