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圣婴：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的钢琴诗人(二)

    钢琴象牙塔里的女孩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早慧的顾圣婴5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1940年代末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回国前曾接到美国许多大学的聘书）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正统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早慧的天资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年后，顾圣婴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这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在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时，克拉甫琴科说：“顾在每一堂课上，都以自己的成绩使我感到惊讶。她每天弹奏10到12小时；她一年学会的作品，至少比我国音乐学院用功的学生学会的乐曲多一倍。”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名噪一时（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顾圣婴更是独领风骚。1957年，19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次年10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

    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非正常死亡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在上海愚园路，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妇先后在家自尽。翻译大师之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烧向了顾圣婴。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拉到台上，被定性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