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曲三个乐章,犹如是三幅大型的肖像音画,都以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作为标题。
 
    第一乐章“浮士德”,奏鸣曲式。其中用了五个表现浮士德性格特点的主题。第一个主题以增三和弦为基础,表现要想解开神秘世界之谜的浮士德的形象。第二个主题由双簧管呈示出,以表现浮士德的爱情、激情和孤独感,表现对宏伟崇高事物的憧憬。乐曲转为快速度后出现的三个主题,分别表现浮士德的斗争、苦恼和英雄气概。
  
    第二乐章“玛格丽特”。市民出身的少女玛格丽特纯真可爱,浮士德返老还童后与她恋爱,结果引起一场悲剧。用三部曲式构成的本乐章中,双簧管奏出的柔美的主题以表现玛格丽特天真烂漫、心地善良的形象。前乐章中浮士德的有些主题也在这里出现,为了表现他们相爱的种种场面。结尾时气氛幽静,浮士德沉醉在幸福的意境之中。
  
    第三乐章“梅菲斯托费利斯”。这是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他企图以爱情、欢乐和权力收买浮士德的灵魂,但终于失败。快速度的音乐用戏谑的手法表现了否定一切的梅菲斯托费利斯的形象。在这里只有第二乐章表现玛格丽特的主题依然以原来的面貌再现,其他的主题都改变了面貌,成为富于戏剧性和有显著诙谐性特点的音乐。乐曲步步高涨后,强而有力地收束。合唱部分,则在高潮段落后用长号庄严地吹出合唱主题的音调,然后在管风琴的持续音和弦乐震音的衬托下,由男声合唱演唱诗剧《浮士德》第二部末了“神秘的合唱”的诗句。接着男高音独唱,并出现玛格丽特的主题。最后,源于浮士德第二个主题的音乐从低声区响起,步步高涨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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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来,民族音乐逐步受到有计划的“科学化”(实为“西化”)的改造。在乐器领域,“科学化”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强迫各种乐器的律制向钢琴看齐,即尽可能地采用十二平均律。当然,支持这种运动的信念之一是:十二平均律的精确计算是由中国人朱载堉首先做出的,这本应当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我个人认为,这种运动的深层内涵,乃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屡战屡败的中国人站在西方文明面前的一种曲折心理的体现:屡战屡败,所以自卑,自叹不如人;自卑却不甘心,所以缅怀祖先的伟大光荣;但这种缅怀是建立在自卑基础上的,故尔其“伟大光荣”的标准早已因自卑而置换为西方的标准了(当然,因为不甘心的缘故,这“西方的标准”又不得不遮遮掩掩,得不到坦率的承认,故又掺杂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评价标准因自卑而产生的激烈更替,是许多传统文化在近一个世纪内难以为继的最主要原因。以律制而言,十二平均律的精确数据固然由一个中国人在1584年之前予以确立,却并不曾影响当时及以后的音乐实践(民间音乐早已有采用平均律者,显然不是朱氏理论影响所致)。而在西方,平均律理论一经确立,立刻得到迅速推广。同样的律制理论在不同地方的不同遭遇,乃是因为两处音乐实践的性质不同、标准不同,换言之,各自有其历史的原因。盖西人音乐尤重器械,而诸器之中,键盘乐器以其机巧,最为西人推崇,西人之采用平均律,实为键盘乐器对自由转调的需求所致。中国人则信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重人声、轻器械,即乐器如弦乐,其转调完全可通过指法调节,管乐如箫笛,由于构造简单,用平均律反会引起转调困难(详下),因而并无采用平均律的必要;至于朱氏对平均律的计算固然卓越,却完全不是出于音乐实践的需要(根本不存在这种需要),而多半是出于对乐律神秘意义的迷信,是以并未得到理会。然而,十八世纪以来,西乐以大合奏的需要,大量的乐器都被改造为平均律(平均律在音乐上的个性最为折衷,因此在三律中成为主导)。百余年来,西风东渐,国人对西乐略有认识,于是眩于其宏大,昧于其历史�  雅马哈钢琴荣登“保亿西湖国际音乐节”-小蝌蚪音乐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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