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赫遇见茉莉花——专访黄安源

　　中国弦乐器的胡琴家族，为西方人开启了另一个更为精致的艺术欣赏空间。二胡以两根弦幻化出了更多彩的音色，使听众于顷刻间感到西方小提琴其实也无需具备四弦之多。

　　从1977年抵港，三十多年中，黄安源在全球各地已经举办了近140场“黄安源胡琴演奏会”，发行过27张二胡专辑。对于黄氏的演奏，美国《纽约时报》的著名乐评人詹姆斯(James R. Oestreich)曾这样写道，“中国弦乐器的胡琴家族，为西方人开启了另一个更为精致的艺术欣赏空间。二胡以两根弦幻化出了更多彩的音色，使听众于顷刻间感到西方小提琴其实也无需具备四弦之多”。

　　黄安源曾经出任香港中乐团团长(乐团首席)超过四分一世纪(1981-2008)。此外，他收获的荣誉还包括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5)、香港艺术家联盟之演奏家年奖(1989)、纽约美华艺术学会之“亚洲杰出艺人奖”(1991)、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MBE勋衔(1997)、“香港艺术发展奖”年度最佳艺术家奖(2009)等等。

　　尽管，年已六十五岁的黄安源现已退休，但与胡琴结伴而行的日子却并未终结。在上海世博会香港周开幕演出中，黄安源与大提琴家董金池演出了香港作曲家杨宝智创作的二胡与大提琴协奏曲《茉莉花与巴赫》，乐曲以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中的《前奏曲》片段，结合中国民歌《茉莉花》及四川清音《布谷鸟》的变奏，作复调发展，通过对位技巧与现代作曲技巧进行创作，其大胆构想与无限创意体现了香港所特有的多元文化交融特征。事实上，黄先生早在1984年就曾以12种胡琴与中西不同乐器作不同形式合奏，演绎过百首乐曲，他的唱片还曾荣获“台湾新闻局”首次颁发的最佳演奏金鼎奖。

　　黄安源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举行超过140场独奏会，曾与许多著名的中、西乐团合作演出，包括香港管弦乐团、英国BBC威尔斯交响乐团、温哥华交响乐团、日本东京管弦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香港小交响乐团、曼谷管弦乐团和上海、广州交响乐团以及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和台南民族乐团等。其代表作《梁祝》高胡协奏曲在世界各地公演超过一百多场次。黄安源录制的独奏专辑唱片达27张，监制的民乐专辑26张。

　　同时，自八十年代中期，黄安源还执起指挥棒，他的指挥师从丘天龙，除了经常要担任香港中乐团外展音乐会的指挥外，还指挥过乐团的套票音乐会“陆春龄从艺六十年”(1989年)、中国少数民族乐展音乐会“民俗风情画”(1992年)，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第一届“港都国乐节”音乐会(1990年)、又指挥北京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灌录“大陆国乐名家名曲”专辑等。而且，他还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望能将他在胡琴上的技艺传授给下一代。

　　记者前往采访。主人尚未开门相迎，阵阵二胡与钢琴的合奏之声就绕梁而来。黄安源与视障展能艺术家李轩正在合作排演代表香港奋斗精神的名曲《狮子山下》。

　　在这所位于香港半山上的一栋高层建筑内的住宅兼工作室中，黄大师的夫人陈枝虹，热情地用中式的茶和西式的咖啡迎接了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访问者。

　　台湾著名画家、评论家何怀硕曾这样评价他听到的黄氏胡琴，“运弓如使长锋毛笔，厚重处如篆隶，严谨处如小楷，秀丽处如行书，飞扬处如狂草。他不是用手指在演奏，是用整个人去制伏胡琴，将音乐家的情怀化为动人心魄的音响。在当代，黄安源是一个高峰。”

　　B= 《外滩画报》

　　H= 黄安源

　　B：您初来香港的时候，二胡是不是还很少人玩呢?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吧?

　　H：是啊，我刚来的时候，巡警们总是问我，你身上背的什么武器。那时候，都没有多少人认识二胡。可现在每年香港青少年二胡比赛的时候，要专门从内地找评委，比赛持续好几周。我觉得，我见证了二胡演奏艺术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整个发展过程。当初我考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时的整体演奏水准和现在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在六十年代，我演奏的《三门峡畅想曲》被称作是二胡演奏艺术的里程碑。因为此前的二胡只能拉慢节奏的，这曲子第一次出现了快弓，连续的快弓，甚至跳弓。当时，我们音乐学院大部分同学拉起来都感到非常吃力，很困难。但是现在，我有次在台湾演出，有五十个小孩坐在我后面，把琴挂在腰上，跟我齐奏《三门峡畅想曲》。现在十几岁的学生，都能拉这首曲子。

　　B：《狮子山下》曾经被很多艺术家通过很多方式来演绎，用胡琴和钢琴结合是您的独创么?

　　H：以前，我和词曲作者顾嘉辉、黄霑曾经多次合作过，为他们添加曲中二胡的音乐元素。我不想做太多的重复。一年前，我在上海参加一个筹款演出时，碰到一个瑞士的大提琴家，他给我一本巴赫的大提琴谱，问我可不可以拉这个。我当时就想说，老兄你也太难为我了吧。虽然，我可以拉，但是也要有适合二胡的曲谱啊。回香港后，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所以这次为了世博会我特意请一个香港作曲家为我写了一首《茉莉花与巴赫》，把巴赫里面的旋律和主题搬了过来。这些创作，我看作是我艺术生涯尾声时期的一种新尝试，很有意思。

　　B：我看到您的海报上，有很多跨界的合作，比如和香港管弦乐团、与流行音乐明星的合作。

　　H：老实说，七十年代后期来香港之后，这里的舞台给了我很多机会。任何一个艺术家离开了舞台，他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我非常幸运，香港给了我很宽阔的舞台。由于市场和观众的需求，你不能太重复你的曲目和形式，这逼得我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开发新的二胡曲目和表演形式。有些乐器，我都还没有练过，仅仅就是听过。可为了逼自己去尝试新的东西，逼自己下苦功去练习，我有时候会提前半年就把自己的演出海报贴出去，告诉大家我要演奏这些曲子。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还没有练过这些曲子，属于破釜沉舟。有时候，我甚至跑到内地去，找那些乐器演奏者做我的老师，我用录像机拍下来，回去再自己练习。

　　B：您觉得西洋乐器中，哪些是比较适合二胡来重新演绎呢?

　　H：其实，二胡是万能的，关键问题是曲子。怎样修改，才能把二胡与曲子本身的主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二胡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是因为国内有非常多专业和业余的作曲家，为二胡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在民族乐器里，二胡的曲子几乎是最多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大量诞生的新曲目作为基础，二胡的技巧和演绎的开阔性才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B：在香港，东西文化融合得很好，也给二胡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空间，是么?

　　H：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比如粤剧里面有小提琴伴奏的，也有吹萨克斯的，听起来味道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香港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乐器，说白了，就是一种工具。你对这种文化有多深的理解和领悟，都是通过乐器来表达出来。如果，你对文化了解得越多，你所表现得就越有深度。哪怕是完全不可能的演奏形式，都可以变成有可能。不过真正的音乐内涵，东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美学角度，或许西方人能够接受二胡，但是在文化内涵上，很难获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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