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其伟与广东音乐的文人化

　　最近，应某出版社之邀，正在写一本《音乐与宗教》的书。越写，便越觉得音乐与宗教有着太多的因缘和相似、相近之处。而且，试着用宗教的视角、概念来研究、解释音乐现象，则觉得有许多方便。比如，宗教学规定构成一个文明宗教必须具备几个要素，用佛教的概念来讲，便是“三宝俱足”。也就是说，构成一个文明宗教，起码要有“佛、法、僧”这“三宝”：要有一个伟大人物或创始人 ( 佛宝 ) ;要有一套理论体系 ( 法宝 ) ;要有一批宗教职业者 ( 僧宝 ) 。一个乐种的形成，其实也与此相似：要有一个或几个创始人或代表人物;要有一套风格体系和经典曲目;要有一批有传承的专业工作者。当然，无论是宗教还是乐种，还都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适当的社会环境：即一大批信徒、爱好者、“追星族”及一个需要并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条件的外部环境。而一个宗教或一个乐种的兴衰嬗变，固然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和内部规律，但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也还是这“三宝”。

　　拿广东音乐来说，在其形成期 (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 出现的严老烈、何博众、何柳堂、丘鹤俦、吕文成等人，在某种程度上，即可以视为一批“创教者”。他们从众多的民间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中脱颖而出，各领风骚，独擅一代，以他们创造性的、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共同塑造了“广东音乐”的风格体系和美学特征，共同积累了“广东音乐”的经典曲目和技术手段，共同培养了一大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着相对固定性和连续性的“广东音乐”听众群。可以这样说，至本世纪初，“广东音乐”已经“三宝俱足”，成为一个无论在美学层次上还是在音乐形态学的层次上都充分独立的乐种了。

　　余其伟 1953 年 10 月生于广东开平，自幼便沉浸于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之中。与大部分民间音乐家不同，他不但嗜乐，而且嗜书。他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包括中外文学、史学、哲学等等。读书生活对他而言，比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开阔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从此养成了思考的习惯，这使他以后的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成为可能。 1972 年，他考入广东艺术学院音乐系 ( 现星海音乐学院 ) ，师从黄日进，并得广东音乐名家刘天一、朱海等指点。 1980 年他脱颖而出，获羊城音乐花会高胡比赛第一名; 1982 年，获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优秀表演奖; 1989 年，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他曾出访欧、美、东南亚诸国及港、澳、台地区，均获好评如潮。数年来，他在国内外录制、出版磁带、 CD 数十种，亦广受欢迎。他双脚踏在中国传统文化广袤的大地上;一手伸向民间，一手伸向域外;两眼“上穷碧落下黄泉”，搜寻四野，扫视“六合”;同时，口在不停地呐喊，脑在不停地思考。几年来，在演奏之余，他发表《人生境界说》、《心境与艺境》，说人生，谈艺术;发表《广东音乐文化历程》，钩沉身后史，梳理脚下土。有人称他“开拓了中国高胡艺术的新境界”、“当今中国乐坛最优秀的演奏家之一” ( 施明新 ) ;有人称他为“继往开来的广东音乐家” ( 幸志斌 ) 、“广东音乐的希望” ( 马璐 ) 、“有觉有悟的‘广东音乐家'” ( 费师逊 ) ;评论他的演奏“充满了诗意的幻想、哲理的沉郁，开拓出优美而高远的境界” ( 李凌 ) 、“在意象的云朵间闪翅穿翔” ( 赵宋光 ) 、“一往情深与超旷空灵” ( 胡志平 ) 、“仙风道骨的韵味” ( 梅志清 ) ，“植根传统、博大精深” ( 刘天一、黄日进 ) 、“无人无我情更真” ( 陈天国 ) ;评论他的文章是“在诗意中感悟艺术人生” ( 曹光平 ) ，“是深秋夜读后智慧的闪光” ( 梅志清 ) ;更有人赠诗赞他：“手把胡琴最动情，卅年从艺苦求精;贯通南北倡新法，融会中西创妙声。玉律金音天地动，行云流水鬼神倾;《琴诗》一曲惊华夏，多少知音仰盛名。” ( 卢有光 )

　　余其伟的成功和所有成功人士的成功一样，是天赋加勤奋的结果。但从他的成功中，我们还是能窥寻出一些有意味的东西来。佛教把普天下的学问分为“内学”和“外学”，分为“出世法”和“世间法”，并强调“修”与“学”并重，认为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了悟人生佛道，度己度人。余其伟便善于将同一事物的两极结合在一起或在两个“对极”之间寻觅平衡：在演奏技巧上，他在学院派的严谨和对“音准”的强调与民间艺术的内在生命力和对“韵味”的追求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在艺术表现上，他在“手”与“脑”——即扎实的基本功与某种哲理和思想的构筑之间架设了一条通道;在风格上，他既能让人真切感受到一种“充实”，又能让人体味到“仙风道骨”般的“空灵”;在曲目的积累和对音乐的阐释上，他“不薄今人爱古人”，既能把《柳青娘》、《饿马摇铃》这样的传统曲目演奏得出神人化、韵味十足，也能把《琴诗》、《粤魂》、《思念》、《禅院钟声》等这些由专业作曲家新创作的大型协奏曲表现得细腻完整、哀婉动人;在铺筑自己的艺术之路时，他兼顾了“台上”与“灯下”，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学者型艺术家”或“艺术家型学者”的形象。用他自己的文字来说，便是：“长空与风月——客观自然的永恒与短暂之对极。行尽江南与片时春梦——主观精神的恒常与一瞬之对极。” 环顾九州，在整个中国民乐界，在中年演奏家中间，像余其伟这样全面的人才还的确不多见。

　　但是，广东音乐爱好者们对他的期望之高与摆在他面前的任务之艰巨，也是一个“对极”。广东音乐在闪电般的崛起与辉煌之后，与我国的其他传统艺术一样，面临着艺术市场化和西方文化与流行音乐的双重挑战。其实，艺术市场化并不可怕，广东音乐本来便诞生在商业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她也曾在旧的商品社会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问题是，艺术也如那位已故的元帅诗人所慨叹的那样：“十八岁的姑娘年年有。”对“新陈代谢”这个本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词，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和一个六十岁的女影星的个人感受肯定大相径庭。当像京剧这样博大精深、传统丰厚、本身存在着巨大张力场和包容力的剧种尚需大张旗鼓地呼喊“振兴”的时候，广东音乐便愈发显得底气不足了。

　　的确，每一个乐种都有着它不可替代之处，有着它独特的传统与风格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特色就像人的容貌一样，从少到老，“万变不离其宗”，再“变”也不会变成别人。而这些注定只能在自己特定的基因控制下的渐变，如果没有“医生”的干预的话，也一定会将“双眼皮”和“扁平足”一起遗传下去。就像医生治病一定先要诊断出患者的病根、病因一样，要想使广东音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春风二度，必须了解广东音乐的不足之处何在。笔者对广东音乐只有肤浅的了解，不具备对深层问题及具体事物的发言权，还是看余其伟本人如何认识：

　　“广东音乐过去一般是由文化水准不很高的、但有丰富生活经验和演奏、演唱经验的中下层民间艺人的业余性质的创造。如今，则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广博的、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具丰富而深刻生活经验的文艺家来攀登广东音乐的新的高峰。高度成熟的广东音乐要经受我们民族最高水准的思想文化洗礼。”

　　“传统南方文化人自由、散漫又不乏聪明、活泼的禀性，一方面相对的缺乏北国文化人普遍禀赋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又往往沉醉在自豪和优越感中，造成某种自足感与封闭性。”

　　“但从文化发展总的趋势看，广东音乐从题材选取、表现技巧、寓意深度等，都要求有更开阔、更崭新、更崇高的境界，要更具人生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它要在全民族、全世界的音乐艺术的纵横比较、参照中，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展示自身独特的价值。”

　　我以为余其伟的这些话，既是经验之谈，又是理论思考;既是全身浸泡在水中、“冷暖自知”的、绝对“门里人”的难得的个人体验，又是钻出水来，、登上另一个山顶之后回眸远望的真知灼见。产生在本世纪初东南一隅一个被广大农村包围的商业城市中的中下层市民中的广东音乐，要想脱胎换骨、凤凰涅架，除了走余其伟所说的这条路外，别无他途。扬弃弱点、走出局限、登高望远、丰富自身、提高品位、扩大内涵、充分“文化”，这是几乎一切民间艺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必行之路。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人化”。

　　过去，我们在强调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时，受“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曾经极不公正地对待文人——古代知识分子在创造、传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伟大作用。曾经有这样一种广为流行的理论：即原来活泼生动的民间艺术，一经文人之手，便一无例外地变得“僵化”、“保守”、失去了生机。这种理论，实在是知识分子精神“自虐狂”的表现。乐府民歌和敦煌曲子辞的确好，但在深度、广度及艺术性的全面比较中，它们能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光耀古今、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吗 ? 来自民间的古代戏曲固然优秀，但如果没有“关、马、郑、白”四大家，没有魏良辅、没有汤显祖，能有中国戏曲艺术丰富繁茂、博大精深的体系吗 ? “文人化”不等于随便让那一个“文人”去随意“变化”民间艺术，更不是不土不洋的“文化馆化”。就像不是随便那一个农民都会唱山歌一样，“文人”中也有“天才”和“屎蛋”之别。我所说的“文人化”其实质是由具有“宗教改革家”素质的知识分子用“文化”来“化”民间艺术中原本粗俗浅陋的东西，使其升华、使其飞腾。“文人化”，也就是由中国第一流的大作曲家、知识分子音乐家和关心音乐的知识分子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参与民族音乐的进程，就像巴赫、亨德尔、贝多芬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参与基督教音乐的近代进程一样。天生丽质、人面桃花的二八村姑固然美，但这世界上毕竟还有仪态万方、倾城倾国的“国色天香”。而当我们真像李开先那样有了四壁唐诗、宋词、元曲之后，再来说说“真诗只在民间”也还不迟。

　　余其伟似乎什么都不缺了。他有实践、有理论、有才气、有眼光、有品位、也有一大批追随者。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殉道者”的勇气和“宗教改革家”的大悲、大智、大雄力。我担心他难以跳出世间的喧嚣和俗世生活的困扰，也担心他最终跳不出“广东音乐”的局限性。他毕竟在这里陷得太深了。他与广东音乐的感情纠葛也太深了。他曾颇带感情色彩地为广东音乐的大师吕文成鸣不平。他说吕文成本应和刘天华与瞎子阿炳三足鼎立而齐名，但因为吕文成没有像刘天华那样忧国忧民、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也不像瞎子阿炳那样家境贫寒，而是终生在城市生活中优哉游哉，过着小市民的“幸福”生活，“成分不好”，所以解放后不被重视。此话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但我仍然觉得余其伟在说这番话时没能跳出“广东音乐”的城池，没能站得更高 ! 其实，在我看来，广东音乐不也正是由于这种“优哉游哉”、自得其乐的性格而缺乏沉郁、博大的胸怀和直面人生的勇气吗 ? 这绝不是简单的“南北”之别，也不是“豪放”与“婉约”的风格不同，这里其实有关音乐与艺术的真谛，何须赘言，智者当知。

　　当余其伟超越自己的时候，广东音乐也将超越自身。余其伟，任重而道远 !

　　( 原载《爱乐》 1997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