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史之：嵇琴、琵琶及其他

　　宋元器乐和乐器的发展十分突出。

　　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勾栏、瓦肆的兴盛，以及渤海、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大量内徙，适应了宫宦、士绅和广大市民的娱乐需要，在城市里除教坊大乐及琵琶、羯鼓、杖鼓、方响、琴等传统器乐和乐器仍继续发展外，还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器乐和乐器。拉弦乐器育胡琴，弹拨乐器有三弦、双韵、十四弦、渤海琴、葫芦琴、火不思，吹奏乐器育夏笛、小孤笛、鹧鸪、扈圣、七星，打击乐器有云璈(即云锣，由十三面小锣组成)。此外，元代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3年)还由中亚地区传人了早期的管风琴——兴隆笙，不过只限于在宫廷中使用。这些乐器的产生，使这个时期器乐独奏和称为“小乐器”的小合奏大为盛行。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萧管等等。同时，有的乐器又为传统器乐合奏所吸收，从而推动了器乐的发展。

　　在宋元器乐中，首先要提到嵇琴，它始于唐(《教坊记》)，盛于宋元。唐时，它有两根弦，用竹片擦弦发声，又称“奚琴”。它可能原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奚族的乐器。北宋时，著名演奏家有徐衍等人。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的形制不断得到改进，至晚在元代已有了马尾作弓拉奏的“胡琴”。元代诗人杨维桢曾为著名蒙族胡琴演奏家张惺惺的高度独奏艺术吟出了这样的诗句：

　　……，惺惺帐底轧胡琴。一双银丝紫龙口，泻下骊珠三百斗。划焉火豆爆绝弦，尚觉莺声在杨柳。神弦梦入鬼江秋，潮山摇江江倒流。玉兔为尔停月白，飞鱼为尔跃神舟。西来天官坐栲栳，羌丝啁啁听者恼。

　　嵇琴和胡琴，作为一种新的拉弦乐器，其特点是长于表现抒情的曲调和奏出有力的长音。因此，产生之后很快就被多种器乐台奏所吸收，例如宋时民间有一种“细乐”，其乐器有箫管、笙、■、方响、嵇琴等，■即唐代的轧筝，其形状似筝而略小，七根弦，用竹片擦弦发声(《事林广记》)。“细乐”比用笙、笛、筚篥、方响、小提鼓、拍板、札子等合奏的“清乐”还要优美动听，究其原因，可能与采用嵇琴等拉弦乐器有关。

　　教坊大乐，是一种传统宫廷器乐合奏。北宋时，其乐队有筚篥、龙笛、笙、箫、埙、篪、琵琶、筝、箜篌、方响、拍板、杖鼓、大鼓、羯鼓等乐器，而且规模很大，仅箜篌就有两座，琵琶有五十面，拍板有十串，杖鼓有二百面，大鼓有两面，羯鼓有两座。南宋时，“教坊大乐”取消了作用不大的雅乐乐器——埙、篪与无人演奏的羯鼓。大大减少了其他乐器的演奏人员，可是却增添了嵇琴这种乐器，而且其演奏人员共有十一人之多，甚至比一向被重视的琵琶还要多三人。这种变化实际上改造了这个传统乐队，使它成为一个新型的乐队。

　　胡琴还用于达达(蒙古族)的一种器乐合奏里。这种台奏，所用乐器有胡琴、筝、■(轧筝)、琵琶、浑不似等。浑不似，又名火不思，是一种四弦、长柄、无品、音箱作梨形的蒙族弹弦乐器(《元史·乐志》)(图85)。

　　此外，琵琶、笙等仍继续发展。宋时琵琶已有较多的“品”，音域较宽。著名的乐曲有《胡渭州》、《濩索》、《六么》等等，据元·杨允孚《滦京杂咏》“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的话来看，元时已出现了专门创作的琵琶独奏曲《海青拏天鹅》。海青是我国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用来打猎的一种猎鹰。这首乐曲就描写了海青猎取天鹅时与天鹅展开剧烈搏斗的情景。现存乐谱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的《华氏琵琶谱》。此谱共分十八段，基本上属于各段具有相同尾声——“合尾”的大型套曲。此曲合尾很有特色：

　　它在全曲中对突现海青刚强勇猛的形象，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明·李开先《词谑》曾说，明万历年间，河南琵琶名家张雄曾以演奏此曲闻名于时。据说他每弹此曲，总要换一付新弦。弹时，一间五楹大厅，到处都是鹅声。可见其演奏之神妙。

　　宋初原用唐代一种十七簧的“义管笙”。义管，指改调时备用的两根管子，平时不装在笙上，到需要时才换上去。北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宫廷乐工单仲辛感到换管太麻烦，才加以改革，使之与“诸宫调皆协”(《宋史·乐志》)，而不用临时换管。北宋初年，四川地区还发明一种按半音关系制作的三十六簧的“凤笙”，很适于转调，可惜当时并未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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