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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史之：明清时期的民歌、小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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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6-29 来源：小蝌蚪音乐学习网编辑：崔老师浏览次数：

导语：　　民歌是劳动人民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与现实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明清时代各族人民创造了种种不同形式的民歌，例如北京郊区农民的“插秧歌”、“桔埠水歌”(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四川邛州农民的“秧歌”(明《邛州志》)，江南吴地的“山歌”(明·冯梦龙《山歌》)、棹歌(清·王奕《词谱》)，湖南衡山的“采茶歌”(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广东潮州的“秧歌”，南雄、长乐等地妇女中秋拜月时唱的“踏月歌”、“月歌”(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广西僮族的“痕花歌”(明·邝露《赤雅》)，侗族的琵琶歌(明·田汝成《炎徼纪闻》等等。　　这些民歌由于各地地理环境、人民习俗、语言的不同，各有不同的风格与特色，而且都完美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要求，有着强烈的战斗精神与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使明清统治者大为恐慌，例如清代的律典中的《刑律杂犯》就规定“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以及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宫及时察拏”。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把人民群众的嘴封住。他们照样在生活劳动与现实斗争的烈火中创作了许多揭露封建统治制度的

　　鼓子曲的曲式，除单个的只曲外，其套曲形式分为南、北两派。北派的基本曲式是在鼓子头与鼓子尾之间插入若干个牌子组成的。南派的基本曲式则以《码头调》、《满江红》等牌子分拆成首尾两部分，中间再插入若干个牌子联成一个套曲。这两类基本曲式在发展中，其中间插入的牌子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联缀方式。不过，大致可以分为全用不同牌子联成的缠令和只用两个不同的牌子不断反复联成的缠达这两类形式。鼓子曲套曲中间插入牌子的数量也没有一定，所以其插入数量较少的小型曲式大部仍是民歌，而插入较多的大型曲式则几乎全是说唱音乐了。

　　鼓子曲一般有唱无白，不过也有唱白兼用的。其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琵琶与筝为辅，此外则有二弦(坠琴)、月琴、二嗡(小胡琴)、匀板、八角鼓、月鼓等。

　　在清康熙乾隆年间，除了一些大的工商业城市以外，在许多中小县城，小曲也有新的发展，例如当时山东淄川的小曲就是如此，它主要用三弦伴奏，其曲式除了单个的只曲与同一曲调不断反复联成的鼓子词形式以外，已经有了以下几种套曲的形式：第一，头尾用完整的同一曲牌，中间夹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曲牌，如：

　　《耍孩儿》、《莲花落》、《耍孩儿》

　　这是这种套曲的基本形式。它配合了不同的内容也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变化。如：

　　《耍孩儿》、《皂罗衫》、《耍孩儿》、《皂罗衫》、《耍孩儿》

　　则可以理解为由两个相同的基本形式联成的，但是《耍孩儿》与《皂罗衫》的不断反复，也可以看出它兼有缠达的结构因素。又如：

　　《耍孩儿》、《憨头郎》、《耍孩儿》、《劈破玉》、《耍孩儿》劈破玉》、《西调》、《劈破玉》、《西调》

　　则可以理解为由五个不同的基本形式联成的。第二，用若干个不同的曲牌联成缠令的形式：

　　《劈破玉》、《房四娘》、《银纽丝》、《倒搬桨》、《劈破玉》、《呀呀油》、《叠断桥》、《清江引》

　　这些套曲形式的产生，目的自然是为了表现较复杂、较长大的故事情节。所以说，当时淄川小曲不仅是民歌，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表演长篇故事的说唱音乐了。

　　明清时代的小曲和民歌一样，有不少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没能保存下来，但是也有一些被偶然留存下来的，例如清·华广生编的《白雪遗音》里的《剪靛花》“不认的粮船”就是抓住了当时生活中富有特征的事物形象——粮船，表现了人民对于封建剥削的憎恨。又如《山门六喜》则通过《水滁》里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把鲁智深的反抗性格作了充分的揭示。再如清初蒲松龄用淄川小曲作的长篇说唱《磨难曲》，就是以《聊斋》里张鸿渐的故事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鞭挞了为虎作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赞扬了农民起义的英雄及其事迹。

　　这是《磨难曲》第一回“百姓逃亡”中的《耍孩儿》曲牌，它生动地反映了清初人民到处流亡的苦难生活。此外，当时更多的是一些反映社会普通男女之间爱情主题的作品。这类作品，内容形形色色，相当复杂;有对纯真爱情的赞颂，也有对封建婚姻的嘲弄;有对负心男子的谴责，也有对色情淫荡的欣赏。其中，像《苏州歌》(谱例见前)这类描写青年女性追求婚姻自由的作品，尤具典型性。它们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因素增长、城市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人们要求冲破封建礼俗去争取自由的新思潮。

　　明清时代各地的小曲在艺术上也各有不同的成就，不过总的说来，它们都善于利用经济的材料，运用换头插入新材料，采用移位、调性变化(调与调式)等多种旋律发展的手法，塑造准确而生动的艺术形象，例如苏南小曲《满江红》就是由这段基本旋律反复六次组成的：

　　而每次反复时，由于歌词内容几乎总有新的要求，所以其旋律也总有不同的变化，例如第二次反复时除换头以外，其旋律差不多扩展了一倍，而第三次反复时几乎又扩展了一倍：

　　这种手法显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使旋律每次的变化既符合新内容的需要，又达到了全曲统一的要求。同时，小曲中还利用不同的曲调与调性变化的多种手法表现不同的人物形象，而在表现的方法上又常采用人物的自白，例如《山门六喜》开头鲁智深站在山门前的一段商调式的独白：

　　通过他对“吃斋”与“活佛”的怀疑，刻画了他那粗旷豪放、不能安于清静恬淡的宗教生活的性格。至于后来醉打山门的行动则是他的叛逆性格发展的最后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此曲很成功地运用了调式色采的对比，插进了由卖酒者唱出的一首羽调式的江南山歌：

　　它的加入的确使全曲更为生动，使一个卖酒者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众面前。而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此曲还运用了自然转调的表现手法，例如在鲁智深招呼“卖酒的来呀”时，曲调已转入了下属调，调性的这一转变显然有助于表现他的叛逆性格的进一步成熟。此外，此曲与有些地方的小曲一样还善于用切分节奏与多次向上级进又回下的旋律发展手法，使旋律跌宕起伏、迂回萦绕，从而造成其曲折、纤细而复杂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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