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缘何以“悲”为美

　　“乐”是象形字。《说文解字》说：“象鼓鼙木架之形”。可见，“乐”字的本意是“音乐”，而“快乐”是晚出意。“乐”字集音乐与快乐两意于一身，说明我国的先民认为音乐与快乐有天然联系。可以想象，远古村寨中围绕篝火载歌载舞定是一种快乐的宣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音乐被赋予更深奥的含义。儒家音乐理论认为音乐是古圣先王为教化臣民而作。所以尽善尽美的音乐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既不过分快乐，也不过分悲伤。

　　然而，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以悲音为美的审美取向却有更深远的影响。《韩非子》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卫灵公出访晋国，途经濮水，听到一段从未听过的美妙琴音。到达晋国后。就让乐师把这支新曲弹奏给晋平公听。晋国的乐师师旷听出这支曲子是亡国之君商纣王当年听的清商曲。喜爱音乐的晋平公听完乐曲意犹未尽，问师旷“清商固最悲乎”?师旷说：“不如清徵”。晋平公就命师旷演奏更悲伤的清徵曲。一曲终了，晋平公和在座的大臣都深为陶醉。晋平公听之未足，又命师旷演奏最悲伤，只有品德高尚的圣王才可以听的“清角”曲。乐曲响起，感动天地，顿时风云突变，飞沙走石，晋平公也吓得大病一场。这个故事最有趣的是，晋平公两次问“清商固最悲乎”，“清徵固最悲乎”?师旷回答“不如清徵”，“不如清角”。可见这三首美妙的曲子都是悲曲，从晋平公的问法也能看出，他已经把悲伤与否作为评价乐曲好坏的标准了。

　　到汉魏六朝时期，以悲为美，蔚然成风。王褒《洞箫赋》有“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的话。钱钟书对此评论说：“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观王赋此数语可见也。”还有两个佐证，可以见出当时以悲音为美的风尚。其一，魏晋时流行的乐曲《薤露》和《蒿里》都是丧歌，曲调悲伤，可是却常在宴会上演奏，深受人们喜爱。其二，东汉郑玄注六经，把“悲”、“哀”与“和”、“好”、“妙”互文通训。

　　那时候文学作品中提到的音乐，也都是响遏行云的悲音。如《古诗十九首》的《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东城高且长》：“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又如曹丕《燕歌行》：“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王粲《公宴诗》：“管弦发徵音，曲度清且悲。”枚乘《七发》中描述的至妙之曲也是至悲之音。

　　魏晋时期为何形成了以悲为美的风尚，最经典的解释出自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时序》篇说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造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歌、梗概多气的风格。就是说以悲为美的风尚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氛围造就的。然而这解释尤有未尽之处。创作悲伤的音乐或梗慨多气的诗歌，或许非得有真情实感，穷而后能工;作为欣赏者，却不一定要同病相怜才能共鸣。听悲伤的音乐而感动地唏嘘流涕的人，本身未必有悲伤的经历。如阮籍《乐论》记载汉顺帝过樊阳“闻鸣鸟而悲，泣下横沉，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之，曰：‘使声若是，岂不乐哉?’”马融在旅舍听人吹笛，作《长笛赋》说：“暂闻，甚悲而乐之。”这两个例子，乍看令人不解，一面“泣下横沉”，一面又说“岂不乐哉”;既说：“甚悲”，又说：“乐之”。既悲又乐，其实是悲伤的音乐反而引起了审美的快感。这种审美现象中外都有，钱钟书《管锥编》曾引雪莱的话：“最谐美之音乐必有忧郁与偕”(themelan cholywhichisinseparablefromthesweetestmelo dy)，就是悲伤的艺术有动人的魅力。儒家的乐论把过分悲伤的音乐斥为靡靡之音，认为是风俗败坏的表现，可仍挡不住人们趋之若鹜，可见摇曳多姿的悲音比那些雅正的音乐更有动人心弦的感染力。阮籍不明白这种审美心理，认为“以悲为乐”是悖论，还说“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呢。

　　以悲为美是中国审美的一大特征，在音乐上表现得最明显。我有一个猜测，这或许也与中国传统乐器有一定关系。嵇康《琴赋》说;“(琴)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古琴、古筝等乐器特别擅长演奏悲伤的乐曲，这恐怕也为中国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推波助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