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至汉代国乐器材的传承与风韵(二)

　　二、秦汉国乐之风：扬音悠远，箫韶绵延

　　以乐器的发轫与肇始而论，吹管乐器开始应用的时间与敲击乐器同时。考古结果显示，殷墟墓中发掘出的埙在形制上已经成熟，具有开口六孔的吹奏设计。史料所载周代“八音”中“匏”、“竹”类吹管乐器，即包括篪、篷、箫、竽、笙等。秦代国柞短暂，秦简中载乐以敲击与吹奏兼杂而行。自汉代初年律制谳编后，吹管乐器逐渐取代先秦打击敲奏乐器成为宫廷乐器的主体并逐步传流到民间。先秦乐制中占据主要演奏地位的乐器鼓、钟、磐等作用日益为吹奏乐器所取代和淡化，费工浩秩庞大如编钟者。于秦后之世渐成稀声绝响。乐器主体作用与形制的变化既是社会生产力和审美观念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得益于这一时期吹管乐器在功能和审美音效、使用作用上的逐步发展完善。孔数的变化、七音的完缮与应用、乐谱随之而发展变化。形成新的音律体系。吹管乐器在汉代的发展最为明显的表征。是横吹竹笛七孔制度的形成和广泛使用。陶制乐器埙也相应的由六孔增加了一孔。汉《说文解字》明确指出：“笛，七孔竹简也。”一管多音乐器的发展，导致了音律的进步的繁化，使之内容更博、体制愈精。虽然先秦与汉代吹奏乐器仅一孔之差，但在音律上至少要增加三个以上，使乐器从五声音阶跨入七声音阶。这一明显而变化，为吹管乐器于汉世成为乐器的代表形制和成为汉乐的主要成份创造了音律的外在条件和有力支持。汉世文化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变迁是吹奏乐器风靡的时代因素、富有生命力和个人意识的文化心理和持中无为、安定治世的哲学思想的变化，导致了音乐不再神秘和宗教仪式化，而是走向平民、走向生活。汉朝建立初期的国力也不允许再行扩充巨大的编钟等乐器制度，相应具有丰、沛楚声和原始质朴的音乐体制伴随着汉兴而萌生，并最终与汉时代的文化审美与音乐意识贯通融会。久经禁锢而原先潜伏着的生命意识渐渐抬头、滋长。这样的文化与音乐思潮日渐摆脱具有神秘色彩的商周时代宗教气氛，实现了由神界到人间世界的转化，导致了音乐的世俗化和广泛化。自汉以降。魏晋时代的世俗生活和音乐娱乐适时的美感通求，必然要求以箫笛管笙等吹管乐器作为演奏与欣赏的主体，更加和谐而接近人声的和婉之声，韵律悠长的吹奏曲调，能给人以纯真自然而发自肺腑的音乐通感，更能反映与抒发人性与情感，其制与汉代的时代精神与审美要求契合无间，音扬悠然，雅蕴绵延。(作者：张静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