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乐署”中和韶乐与民同乐

　　       神乐署第二殿显佑殿内展示的乐器。中和韶乐所用乐器全套有236件。

　　               神乐署演员演出前在化妆。目前这里每天安排6场演出。

               　　     位于天坛外坛西南部的神乐署大门。

　                            　殿内的乐队服饰展。

             　 　   袍服库，属于神乐署的第三进院的建筑。 资料图片

　　观众在欣赏神乐署的演出。神乐署中和韶乐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坛公园为把中韶音乐的表演常态化，组织、训练了自己的演出队伍，每天在凝禧殿演出。

　■ 溯源

　　神乐署 位于崇文区天坛外坛西南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明清两代管理坛庙祭祀乐，教练乐舞生，演戏礼乐的常设机关。神乐署初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原称“神乐观”，清乾隆年间先后改称“神乐所”、“神乐署”，最鼎盛时，署内曾有乐舞生3000多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曾强占神乐署，设为兵站。民国后，神乐署先后被林艺试验场、传染病医院等占用。2002—2004年，神乐署古建筑群经过修缮，被辟为“中国古代皇家音乐展馆”对外开放。

　　2001年11月，天坛公园西南外坛，与斋宫一墙之隔，一个庞大而显得破败不堪的院落中，忽然开进一队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仿佛在一夜之间，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便搭建起来。第二年开春，曾经寄居于院落中的最后22户居民迁出后，一项被呼吁了多年的修缮工程全面启动。那时，院落中比比皆是的还有多年间陆续添建的临时棚房，原有建筑也大多经过拆改，部分古建原木糟朽、房屋渗漏、结构卯榫走闪、砖石风化严重，有些房顶甚至已经坍塌……经过两年多的修缮改造，2005年，在焕然一新的殿堂中，红艳的廊柱下，30位应邀而来的古乐演奏家、指挥家和音乐史家齐集一堂，身着古代华服，上演了一场盛大的中和韶乐。

　　在此之前，这种曾被称为“雅乐”的古代东方乐舞，与这个院落久违了近100年时间。这个院落，便是明清两代演习坛庙祭祀礼乐的重要场所———神乐署。

　　乐曲源自西周雅乐

　　相传西周初年，周武王命周公制礼作乐，用于王权统治的礼仪和典礼音乐由此产生，被称为雅乐（又称“郊庙乐”）。这种音乐和以律吕，文以五声，八音迭奏，玉振金声，融礼、乐、歌、舞为一体。此后，自先秦至宋元，雅乐为历代朝廷所沿袭，成为最重要最典型的皇家音乐，历代也均设有专门机构对之加以管理。

　　“明朝立国初年，在历代相沿的基础上，对雅乐加以改组，并命名为‘中和韶乐’，而神乐署便是明清两代管理坛庙祭祀音乐的机关，同时也是坛庙中和韶乐班的驻地。”原天坛公园副园长徐志长介绍，“有意思的是，从开始直至整个明代，这里的乐舞生一直由道士充任，因此神乐署最初的名称也叫‘神乐观’。这和朱元璋等明代统治者笃信道教神明真武大帝有很大关系，他个人也认为由修炼根底深厚的道士来演奏音乐更可以加强与神仙的密切联系，使神仙容易降临祭坛。”

　　《明太祖实录》对此有记述：“上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而在立国前一年的1367年，朱元璋就曾选用道童年少俊秀者充雅乐生。曾对明代神乐观和王朝礼仪进行过考察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永华据此指出，选派道士作为祭祀执事实际上是在神乐观建立以前。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仿照南京旧制，在京城南郊建设了天地坛和先农坛，同时在天地坛西侧另建神乐观。天坛公园管理处文物科科长武裁军说：“在北京建设神乐观时，仍然延续了朱元璋确定的天地合祀的传统，当时并没有独立的地坛、日坛和月坛之类（嘉庆九年，才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新建地坛、日坛和月坛）。因此，从邻近坛庙、便利祭祀的角度来考虑，在天坛（当时称为‘天地坛’）西侧建神乐观也最为合适。不过，那时天坛还没建立外坛，因此严格来讲，神乐观最初并不在天坛范围以内。”

　　道士执事几经整顿

　　对于明太祖创建的道士作为祭祀执事的制度，最初虽也有异议，但并不普遍。“与此相反，参与祭祀的官员在祭祀前夜必须住在神乐观。而在此之前，他们也要参与部分演练，所以，有些官员甚至与观中道士结为朋友，相互往来或者写诗酬唱。普遍的看法甚至把这种做法引为祖制，认为不可改变。”

　　但明代中叶以后，对于神乐署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比如，景泰七年（1456年），御史阎鼐就曾经上奏，指出观内的乐舞生“卖酒市肉，宛成贾区，往来驴马喧杂，无复禁忌”。

　　对此，徐志长认为，这和明中叶以后，皇帝日渐昏庸懒惰，疏于祭天大典有关。流风所及，神乐观乐舞生也疏于演习。崇祯年间，有大臣上奏，指斥乐舞生“骄祀祭乐，余波疏涩”，甚至“琴瑟并无指法，舞姿贻怪古训”。“说白了，就是滥竽充数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乐舞生不但不务正业，甚至偷偷跑出去帮助民间有丧事的人家吹拉弹唱，或者卖卜算卦，有些则干脆在神乐观内开茶馆、酒肆。”

　　到明代后期，对于任用道士参与王朝礼仪的“祖制”，一般士绅开始逐渐公开表示不满，认为身穿道袍、头戴道冠的人参与国家大典，不合儒家礼法，不但显得不伦不类，也无法“感格神明”。

　　清朝建立之初，延续明代制度，神乐观仍然任用道士充任乐舞生，但是对于神乐观内技艺废弛、不务正业的做法，康熙和雍正均曾多次下达谕旨，进行指斥。乾隆登基以后，在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开始贬抑道教，限制其活动。“宗教政策的改变，和神乐观长期积累的乱象，使其改革势在必行。”乾隆七年（1742年），皇帝下谕，认为神乐观道士本掌管“郊庙大祀”，而如今他们却趁闲暇的时候，“向民间祈禳诵经以糊其口”，“成何体制”？因此要求乐舞生以后不得再修习道教，否则，则从神乐观籍册上削除，“听为道士可也”。同时严令所有茶楼、酒肆关张，不得再开。第二年神乐观即改称“神乐所”。乾隆二十年（1755年），则进一步将神乐所改称“神乐署”。“经过这次整顿，神乐署中的乐舞生也逐渐由道士改为由八旗子弟充任。”武裁军说。

　　神乐观带来天坛繁华

　　不过，徐志长指出，神乐观道士的不务正业也使得这里繁华起来，甚至形成了盛行一时的民俗。“明清两代，有严格的‘坛庙禁例’，天坛和神乐署按理说应是皇家禁地，但自明代中叶起，神乐观一派乱象，观内道士开始大肆开设茶馆、酒肆、药店等，其中不少人是利用自己在衙署周边自建的房屋开设。这样一来，普通百姓也可以进出神乐观一带，其繁华程度甚至一度像庙会一样。”徐志长说。

　　据《万历野获编》和《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中叶以后，每逢端午节，京城百姓都要到神乐观（署）门口摸影壁，据说可以祛病禳灾，求得吉祥。按照当时的定例，每到端午节，京城官员均会放假一天。这一天，官员们沐浴之后，常常会跑到天坛神乐观（署）一带喝酒、饮茶，并在天坛墙外举行赛马等活动。

　　经过乾隆时期的整顿，神乐署一带的店铺均被迁到天坛以外，衙署四周一时恢复了应有的秩序。但因为长期形成的风尚，到这里游览、进香的人仍然难以完全禁绝。嘉庆年间，曾再次整顿神乐署周边秩序，而这一次，居然关掉了30多家店铺。“此后，直到清末，秩序一直是时好时坏，反复多次。”徐志长说。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度将神乐署作为驻兵站。第二年，八国联军撤走后，虽然恢复了祭祀活动，但武裁军认为，“经过这次震荡，神乐署已一蹶不振。有时祭祀甚至只有简单的讲话形式。后来，甚至日坛和月坛的祭祀都停止了。”

　　1914年冬至，阴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为给自己策划的登基制造舆论，在天坛举办了最后一次具有政治意义的祭天大典。这也是神乐署最后一次实质性表演，而在这之前，神乐署一带已被民国政府改划为林艺试验场，在这之后，则建有防疫站、传染病医院等。武裁军说：“中国最早的生物制剂应该就是在这儿诞生的，而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则利用这片地方搞起了细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