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丝竹繁兴”的乐社背景(二)

　　笔者在苏州、上海等地做过一些调查，根据调查再结合以上材料和参考《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江苏卷、浙江卷、上海卷以及《苏州民族民间集成》等著作所列民间乐社情况判断，认为《江南丝竹音乐大成》所收大部分民间“丝竹音乐社团”，事实上不少是以民间戏曲腔调坐唱为主并兼事丝竹乐器演奏的堂名乐班，或至少可以说这些社团早期活动(清末民初)阶段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表演性质，也都属于“堂名”范畴。

　　晚清和民国初广泛出现于南京、苏州、无锡、江阴和上海、杭州等大中都市中，一般不参与民间民俗活动、不属于职业民间艺人性质的雅集性乐班、曲社，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就是民间“堂名”组织形式的都市化演进和文人化嬗变。例如：近代以传承清唱昆曲和丝竹音乐而富盛名的早期曲社“天韵社”，曲师王婉卿既唱昆曲又习丝竹，既传教昆曲也传教丝竹，此与传统农村堂名演乐内容和形式并无二致，二者不同点仅在于后者的教师和成员不以职业艺人身份而以“清客”身份来进行音乐传习活动，因为他们在都市社会中都有可以悠闲生存的生活来源和工、商、学、医之类固定职业，乐社成员唱曲、奏乐的主旨不是参加民间婚嫁喜庆活动而是为其爱好与娱乐而已。

　　三、引领一代“乐风”的文人乐社

　　文人乐社，一般是指活动于都市，组织成员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主，旨在娱乐、赏乐、修身养性和推广传统音乐文化的音乐会社组织。从其乐社活动所涉音乐类型对象区分，似又可分为古琴乐社、剧曲丝竹乐社、丝竹乐社三种。

　　1.古琴乐社。这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琴人”乐社，成员主要是文人琴家。从琴史的角度说，苏南地区也是琴人和琴派荟萃的地方。古琴乐社及其乐社成员的琴乐演习与传播，自然对江南丝竹音乐的“雅集化”倾向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难于割裂和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民国以来江南丝竹乐社成员多少都与琴人和琴乐传播有关：一些笛、箫、琵琶、胡琴等丝竹乐器演奏家，本身同时又是琴社琴人或是精通琴乐的演奏家，如王巽之、程午嘉、孙裕德、金祖礼、卫仲乐、甘涛、陈重等皆是。民国以来，所见多次举办过的文人雅集式剧曲、丝竹音乐演唱演奏会，都可见琴箫音乐演奏与丝竹乐演奏同台献艺的组合。事实上江南丝竹的古典曲目移植演奏，有一部分即与琴乐和琴箫合奏有关，对此笔者将在乐器演奏风格传统的继承研究中予以专门讨论，此暂不赘述。

　　2.剧曲丝竹乐社。这是一种业余、自娱性传承戏曲说唱和丝竹音乐的都市文人乐社组织，其前身是出现在苏南地区的昆曲演唱业余曲社组织。晚清时期，苏南及环太湖地区缙绅、富豪家乐班的彻底衰落，使都市知识阶层中精通戏曲、丝竹的乐师、清曲家和剧曲爱好者失去了昔日社会时尚需求的文化背景依靠;已成气候的民间职业和半职业性堂名班的民俗生存方式，又因与己“身份不符”而为之不屑。这样，一种自集门户既可展现剧曲演唱之长、又可满足自我剧曲尚好需求的以文人曲家、乐师为主要成员的业余剧曲演唱曲社组织，便在苏南和环太湖地区都市知识阶层的社会活动空间中更多地建立起来。

　　仅以知名和较有代表性的此类曲社为例，在光绪年间，就有建立于江苏无锡的天韵社，建立于上海的赓春曲社、平声曲社，建立于浙江嘉兴和平湖的怡情社和啸云社等等。这些业余文人戏曲演唱曲社组织，从集社性质和方式来说，即从组织形态及活动宗旨方面为其后文人曲社性质的江南丝竹乐社的建立，做好了前期示范。其中无锡“天韵社”，应当就是此种文人乐社的典型代表。

　　无锡“天韵社”的前身，是晚明时期无锡地区初现端倪的业余昆曲唱习组织“曲局”形态，至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此地区“曲局”人数增多，曾一度分设南北二局，其成员吹拉弹唱，无所不备，丝竹音乐演奏即成为活动演习内容的“强项”。光绪中期，因曲局成员变化、更替，以乐述仙、吴畹卿等为首精通昆曲、丝竹的清曲家，即另集为社，推“音韵、曲学、三弦、琵琶、笛子无不精通”的吴畹卿(1847—1926)为“师席”。民国9年(1920)，“天韵社”正式定名，前北京大学昆曲教师赵子敬为代社长⑨。“天韵社”会员多属知识阶层人士，会员集会习乐既要修炼音韵、习唱昆曲，也要演习丝竹乐器琵琶、笛子之类。据曹安和先生追述，当时她在天韵社随吴畹卿先生习曲时，除学唱昆曲外，还专习琵琶，要“弹会《六板》《三六》《四合》等丝竹曲调;其次是弹熟琵琶小曲多曲;又其次是弹会《将军令》”。⑩由此可见，当时“天韵社”之类文人曲社与民间丝竹音乐之间所具音乐联系是十分深厚的。

　　晚清苏南地区文人乐社中的剧曲丝竹乐社，既不是纯粹的“剧曲”曲社，也不是纯粹的“丝竹”乐社，而是二者兼顾的综合性曲社。它们事实上应当属于民国初期诸多纯粹江南丝竹乐社兴起前由地域文化“自然建造”出的一种向纯粹丝竹乐社过渡的文人乐社“桥梁”。

　　3.丝竹会社。这是一种以纯粹丝竹音乐演奏和传播为基本方式，以自娱和推广丝竹音乐为目的宗旨的一类文人音乐社团组织。就当时和其后所产生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而论，早期所见文人丝竹音乐会社代表组织，自然非“大同乐会”莫属。

　　大同乐会建于1920年，创办人郑觐文(1872—1935)即为“苏籍”成员，他出生在江苏江阴，自幼接受严格家学教育，深受传统文化和苏南地区传统音乐的影响，少时即兼习琵琶和古琴，熟悉昆腔、皮黄等地方戏曲，曾任江阴庙堂音乐助教。由他创建的“大同乐会”，从“乐会”赞助和支持人包括蔡元培、陈立夫、史量才、钱新之、许世英、梅兰芳、周信芳等一批政界要人、文化名流以及骨干成员包括程午嘉、柳尧章、卫仲乐、郑惠珏、秦鹏章、金祖礼、许如辉、许光毅、李廷松、孙裕德等一批知名文人丝竹乐器演奏家可以判定，此即属于典型的、以民国社会中上知识阶层为活动舞台的一种文人丝竹乐社。

　　其后，在苏南地区又有以甘鑫、甘涛父子等人为首在南京创立的“南京乐社”。甘鑫(1889—1969)，字贡三，南京人。先祖甘熙为清著名学者、方志家和藏书家，有名著《白下琐言》等传世。甘鑫家学深厚，博学多才，一生爱好昆曲、丝竹，精通笛、箫、三弦、琵琶等多种乐器，与昆曲家吴梅、溥西园(爱新觉罗·溥侗)、俞振飞、范汝霖等素有往来，常聚甘家宅院切磋交流昆曲艺术和丝竹音乐。为培养子女习艺练曲，还特聘苏州昆曲“全福班”艺人施桂林、尤彩云和笛师李金寿等为剧曲和丝竹乐器“家教”，故膝下子女五人皆精通剧曲丝竹。二子甘涛(1912—1995)，后即成为江南丝竹音乐家和二胡演奏家。抗日战争爆发，甘鑫流寓四川重庆，与穆藕初等创建“重庆曲社”，甘涛亦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传音组”成员随迁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甘鑫父子返回南京，于1954年会同古琴家夏一峰等成立雅集各界昆曲、丝竹曲友的文人乐会组织“南京乐社”。南京乐社自此之后即成为苏南地区最有影响的江南丝竹乐社之一，至今“雅集”演奏活动仍有不断。

　　文化历史积累深厚的苏南地区家乐班、堂名班和文人乐社传统，是整个环太湖地区丝竹音乐构成空前发达的艺术摇篮。明清以来中国乐坛众多闻名遐迩的古琴流派、琵琶流派、南派曲笛以及刘天华、阿炳等二胡演奏家先驱集中出现于这一地区绝非偶然，正是由于苏南地区拥有的这一乐社传统，才可能于本地区滋养出和聚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民族器乐表演艺术家，这是一个社会影响面大、艺术功底深厚、全国其它任何地区都难于比拟的一流丝竹音乐演奏家群体和主流阵容。

　　四、结 语

　　作为中国丝竹乐坛曾引领一代乐风的苏南地区丝竹乐器演奏艺术和江南丝竹乐种音乐，具有深远、厚重的区域性“乐社”传统和文人化音乐演绎背景，这不仅仅表现在以苏州、无锡为中心的环太湖地区具有全国其它任何地区都难于比拟的缙绅、富豪家乐班传统，雅集性坐唱演绎昆曲、说唱和丝竹音乐的堂名班传统，知识阶层音乐家业余交友集会自娱演乐的文人乐社传统，而且还表现在这些可以相互接续、互为影响的乐社组织，聚集着一批引领江南地区一代乐风的清曲家、丝竹乐器演奏家精英，他们作为江南丝竹音乐主体缔造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江南丝竹音乐进入文人化的发展旅程中，发挥出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因此也就可以说，这就是苏南地区之所以被视为“‘江南丝竹’之源”、“中国二胡之乡”、丝竹乐器演奏人才辈出、“丝竹音乐”至今发达原因的一个重要人文基因，同时也是不可割舍的具有区域文化血缘关系的母体文化依靠。（作者：伍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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