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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乐器和音阶调式
日期：2010-8-2 来源：小蝌蚪音乐学习网 编辑：崔老师 浏览次数：
导语： （作者：李纯一）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多种乐器。根据对少数商代乐器的测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阶或调式，并具有一定谐和观念及音律观念。这些事实，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乐发展的高度。 商代的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等。 鼓 1935年在河南安阳西北岗1217号商代大墓的西墓道中发现有木腔蟒皮鼓的遗痕。其具体形制如何，因迄今未见有关的详细记录或报告，所以无从得知。 《泉屋清赏》著录一双乌饕餮纹四足铜鼓，考古学家多认为是殷器。鼓的两面饰以蟒皮纹，皮缘饰以三列钉纹，这表明这是木鼓的仿制。鼓字甲骨文作或，像鼓上的装饰，、像鼓的正面，像鼓足，与此器酷似。 至于商代鼓的形制是否仅此一种，因限于资料，无从得知。 磬 出土的商磬都是石(玉)制的。它可分为特磬与编磬两种。 特磬是单独一枚的大磬。据目前所知，以1950年春季在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最为完整精美。该磬用大理石做成，整体饰以虎纹，长84，高42，厚2.5厘米，磬体上侧方钻有一个悬孔，悬孔上侧有显著的磨损痕迹。由悬孔上侧的磨损情况看来，它是一件久
（作者：李纯一）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多种乐器。根据对少数商代乐器的测音，初步探知商代已有若干音阶或调式，并具有一定谐和观念及音律观念。这些事实，也都足以表明商代音乐发展的高度。
商代的打击乐器有鼓、磬、钟、铃等。
鼓 1935年在河南安阳西北岗1217号商代大墓的西墓道中发现有木腔蟒皮鼓的遗痕。其具体形制如何，因迄今未见有关的详细记录或报告，所以无从得知。
《泉屋清赏》著录一双乌饕餮纹四足铜鼓，考古学家多认为是殷器。鼓的两面饰以蟒皮纹，皮缘饰以三列钉纹，这表明这是木鼓的仿制。鼓字甲骨文作或，像鼓上的装饰，、像鼓的正面，像鼓足，与此器酷似。
至于商代鼓的形制是否仅此一种，因限于资料，无从得知。
磬 出土的商磬都是石(玉)制的。它可分为特磬与编磬两种。
特磬是单独一枚的大磬。据目前所知，以1950年春季在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特磬最为完整精美。该磬用大理石做成，整体饰以虎纹，长84，高42，厚2.5厘米，磬体上侧方钻有一个悬孔，悬孔上侧有显著的磨损痕迹。由悬孔上侧的磨损情况看来，它是一件久被使用的乐器。它的发音，据前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初步测定如谱二所示，稍高于#c1，振动数为280.7。其音色类乎铜声，颇浑厚。又《鄴中片羽二集》卷下著录一枚鱼形特磬，也很精美。磬作鱼形，整体饰以鱼纹，悬孔也有磨损痕迹。
商代编磬多是三枚一组。1935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商代大墓的南墓道与墓室相接连处出土玉制编磬一组，计三枚，惜原物为蒋匪帮劫走，无从考究。故宫博物院藏有一组商代编磬，计三枚，磬各有铭：“永”、“永余”、“夭余”。此器原为于省吾所藏，承他见告，说是安阳殷墟一坑出土的。此三磬的铭文，目前还得不到确切而完满解释。
关于它们的发音，据前民族音乐研究所初步测定，约如谱三所示。
据此可知，它们当是按照一定的音阶或调式组成的。如果视为bB音阶，则为do•re•fa调式;如果视为bE音阶，则为sol•la•do调式;如果视为bA音阶，则为re•mi•sol调式;如果视为bD音阶，则为la•si•re调式。
在音乐发展的早期阶段，其音阶调式并不如后代所具音数之多。这种现象，即使在今天文化发展较迟的民族中还能看到;例如现在我国贵州苗族就有以sol•la或sol•do•mi二、三音所组成的歌曲。① 因之，商代编磬之为旋律乐器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磬的形制，就今日所见，一般略呈不等边三角形，实例如上举的虎纹特磬及带铭编磬。值得注意的是，“永余”磬的形制和周代十分接近，足见周磬形制实体自商殷。商磬形制也有特殊的如上举之鱼形特磬，但不多见。
钟② 一般多称商钟为铙或铎，我以为不如称之为镛或钟比较合宜。
商钟在考古学上的发现多是编钟，常是大小三枚为一组。其形制以短体、曲于(钟口)、短甬(钟柄)而无穿孔或环、干(甬上环状突起物)的为最常见，有穿孔的、有环的、平于而长甬有干的和长体平于的则较为少见。综观商钟周钟，这些有穿孔及环、干的钟当属于过渡形态。编钟的甬多是中空而与内腔相通。钟体上或饰以弦纹，或饰以凸起的方格纹，但最常见的是饰以于上甬下为顺的兽面(饕餮)纹。有些还带有表明器主名号的铭文。
关于商代编钟的演奏方法，据我们推测，无穿孔或环、干的当是执鸣(用手拿着来演奏)或植鸣(把钟安放在座上来演奏)，有穿孔或环、干的当可悬鸣(把钟挂起来演奏)，其中长甬有干的或亦可植鸣。
商代编钟和商代编磬同样，也是按照一定的音阶调式组成的旋律乐器。前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及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两组商代编钟进行过初步测音，其结果如下所示：
据此可知，故宫博物院所藏一组的发音约当一个小三和弦的第一转位，如果把f2视为#e2的话。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一组的前两枚的发音和前一组同样，也是一个大三度;其最小的一枚，因已破裂，无法测定，但若根据前一组编钟和下述殷埙的测音结果来推测，它可能是#a2上的小三度音或纯四度音。
镛 商代还有一种大钟，一般认为是商代后期的乐器。器体很重，有些重达80公斤上下，这种大钟，因为都不是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而获得的，所以目前还不能断定它是不是特钟。陈梦家暂名之为镛，① 我认为这当是可取的说法。
解放前湖南宁乡曾发现过商镛，② 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这一事实表明，商代音乐文化的影响范围并非仅限于中原地区。
商镛的形制和商代编钟大体相同，也是甬上无干或有干，不过干是平的。镛体上多饰以繁复的或变形的兽面纹，有的还在边缘上饰以象、虎、鱼等花纹，而这些花纹也都是以干上甬下为顺的。就目前所知，还未发现过带铭的。
关于镛的演奏方法，根据其器体很重这一点看来，当不便于执鸣，很可能是植鸣或悬鸣。
商代钟镛和周代同样，也是用陶范铸成的。其成分，根据部分化验结果所示，铜与锡之比约为6 ∶ 1。① 这和《考工记》“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剂)”的说法基本一致，可见后世铸造钟镛的技术也是本自商殷。
铃 商代文化遗址和墓葬中曾出土过很多的铜铃，但似尚未发现其确定为乐器的;如亚吴铃，一般多认为是缀于旗上的铃，又如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过许多的铃，多是狗铃。② 不过，似乎也不应排斥它有被用为乐器的可能性。
综观商铃的形制，基本上可分为长、短铃体两类，而每类又有有棱、无棱和曲于、平于之分，但钮都作半环状。铃体上有的饰以倒置的兽面纹，这一点和商代钟镛的纹路一样;有的带有铭文，用来表明器主的名号。周铃形制大体上也与此相同，足见商铃实为周铃所本。
商铃也是用陶范铸成的。
后世的纽钟和商铃的形制很相近，且有以“铃钟”自名的，足见纽钟的形制实乃脱胎于商铃。
商代的吹奏乐器有埙(壎)、籥、稣(和)、言等。
埙 商代早期和晚期的埙，近来都有所发现。早期的商埙，如郑州铭功路出土的一个陶埙，埙体呈不太规则的椭圆形，顶端有一个吹孔，埙体上有一个音孔;二里岗出土的一个陶埙，埙体亦呈不太规则的椭圆形，顶端有一个吹孔，埙体上有三个音孔。晚期的，如辉县琉璃阁区殷墓出土的一个大的和两个小的陶埙，埙体都呈规则的卵形，平底，顶端有一个吹孔，埙体前后各有二、三个音孔，共计五个音孔。
它们音孔的由少而多和埙体的由不规则的椭圆形而演变成规则的平底卵形，当是表明商埙的发展过程与趋向。音孔由少而多，当是适应音乐发展的需要;而埙体由不规则的椭圆形而呈规则的平底卵形，当是为了取得更好的音质和便于放置。如果注意到商代后期陶埙形制一直保留到晚近这一事实，就可以断定我国陶埙形制早已基本上定型于商代后期。
从质料方面来看商埙，据目前所知，有陶、石、骨(象牙)等三种，其中以陶制品为最常见。
商埙多无纹饰，但也有饰以交叉形画纹的。另外，还有在埙底刻有器主名号的。
前民族音乐研究所曾对郑州铭功路商代前期文化遗址出土的一音孔陶埙试行测音，其结果如谱五所示，只能发出构成一个纯四度的两个音来。
又曾对辉县琉璃阁区商代后期墓葬出土的两个小陶埙试行测音(同墓出土的大陶埙，因吹口残损，未测)，结果是这两个小陶埙发音完全相同，可得出三十二个按孔方法和十一个高度不同的音来(谱六)。
这个试测结果表明，它们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旋律乐器，并从而看出当时的音阶调式已较前有显著的发展;而其发音的一致性，则显示出当时埙的制造已趋向规格化。
商代吹奏乐器之未见考古实物而见于甲骨文的有以下几种：
籥 我们在上章里曾经提到甲骨文有象形字的龠，龠是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现在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一些商代旋律乐器来推测，龠发展到商代后期当至少具有三管。
龢 甲骨文的龢作。郭沫若说：“龢之本义必当为乐器，由乐声之谐和始能引出调义，由乐声之共鸣始能引申出相义。”又说：“《尔雅》云：‘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此即龢之本义矣。当以龢为正字，和乃后起字。字之从龠，正表示其为笙，故此亦正可为互证。盖由龠可以知龢，由龢亦可以返知龠也。”① 这实乃卓见。
根据前述理由，我们推测商代后期的龢也当至少具有三管。
言 甲骨文有言字，作 或 。郭沫若说：“《尔雅》云‘大箫谓之言’，案此当为言之本义。”又说：“言之若，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又无形之字必借有形之器以会意，……和之借为笙，……声音亦无形之无物也，故……音之借为言，其意若曰……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②
关于商代的弦乐器，迄今还未发现任何考古实物。③ 不过，甲骨文中有乐字作，罗振玉说是“从系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以象调弦之器，犹今弹琵琶、阮咸之有拨矣。”④ 郭沫若更进而说：“乐之本义为琴，乃引伸而为音乐之乐与和乐之乐也。引申之义行而本义转废，后人只知有音乐和乐之乐，而不知有琴弦之象。”⑤
如果这些考释是正确的话，似乎可以设想商代弦乐器的制作已经脱离原始阶段，因为它的弦已经进步到用絲制。据此上溯，至少原始时代末期已经有了弦乐器。当然，这种设想还要耐心地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支持。
综上所述，可知商代已能基本上掌握各种发音原理、各种材料的物理性能以及相当高的工艺技术，因而能制造出多种多样的乐器，并为后世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
根据商代的阶级情况来判断，多种多样的商代乐器必定的是通过奴隶们的劳动和智慧而创制出来的;但是，像钟、镛这样贵重的青铜乐器只能为奴隶主阶级所占有，而人民所能享用的恐怕只是像埙、籥这类材料普通而制造简易的乐器。
关于商代后期的音阶调式，曾在前面附带地谈到一些，下面想结合一些有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叙述。为了便于叙述，先将前举有关的测音资料综合列为一谱如下(为了便于比较，除虎纹特磬外，其余均移低八度。辉县小陶埙难于奏出的四个连续半音暂不列入)：
根据这少数测音资料，可知商代后期的音乐多是用三、四个音组成的音阶或调式来构成的，而其音阶调式至少有四五种之多。如果说上举各种旋律乐器所奏出的音阶调式之所以不同，是为了适应各种不同音阶调式的乐曲的需要，就可以进一步推知每件乐器所演奏的乐曲多是一调到底。不过，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辉县小陶埙至少具有由a1•#c2•e2音阶调式转换到a1•#c2•#f2或 a1•#c2•e2•#f2等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这两个辉县小陶埙的发音特别值得注意，这不仅因为它们音数多和发音相一致，还因为它们能奏出八个连续半音。如果由#f2起以上四个音确实被殷人使用的话，则其音阶调式已经接近周代。至于难于奏出的四个连续半音，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它们有多少实际意义，但也不应遽然断定它们毫无被使用的可能。
这两个小陶埙明白地显示出，商代后期已有半音观念的出现。
这两个小陶埙的a1—e2、故宫编磬的#a1—#d2和郑州铭功路出土商代前期陶埙的d3—g3，显然是主音和属音的纯五度关系，上章所举荆村二音孔陶埙的e2—b2，也是主音与属音的纯五度关系;故宫编钟的f2—#a2、大司空村编钟的#f2—#a2、故宫编磬的#a2—c3及c3—be3和两个辉县小陶埙的a1—#c2—及#c2—e2等都是三度关系，上章所举荆村一音孔陶埙的#c3—e3和荆村二音孔陶埙b2—d3也是三度关系。这些事实表明，五度协和及三度协和观念的出现实在商代以前，这两种音程或谐和关系之所以常在原始时代及商代的音阶调式中出现，大概是因为它们具有决定调性的功能。
从谱七中还可以看出，至少#c、#f、#a各有一些共同音，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辉县小陶埙发音的一致性。这些现象当非出于偶然，可能商代后期已具有一定的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观念。不难设想，在商代，经过长期的音乐实践，特别是乐器的合奏、伴奏及乐器的制造，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逐渐培养起人们的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观念。
商代后期已经有了若干种音阶调式，并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具有半音、五度谐和及标准音或绝对音高的观念，而且两个辉县小陶埙还具有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这就为十二律的出现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若从十二律观点来看那两个辉县小陶埙的话，它们已具有九律，仅缺d、#d、f三律。其实，如果从商代后期音阶调式的多样性来着眼的话，这只是这两件乐器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商代后期有无这三律的问题，例如故宫编钟、编磬就有#d和f二律。
商代后期既然具有创造十二律的必要的前提条件，那么，当时是否真地去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概括而创立十二律及其学说呢?目前由于资料限制，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比较有把握的推论，即我国古代十二律及其学说的产生是有其独自而长远的历史基础的，而这一基础已奠定在商代后期。据此可见，那种认为我国古代十二律及其学说是源自希腊毕塔哥拉斯的说法，在这些铁的事实面前是不攻自破的。
结 束 语
在商代，随着社会生产和阶级对立的发展，进一步地扩大了社会分工，也进一步地加强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能以专门从事音乐工作，并从而使音乐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
商代的奴隶主贵族，在残酷的奴隶制和神权统治的基础上去尽力占有音乐发展的成果，一方面使之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另方面又使之成为他们享乐的一种工具。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使得商代有了繁盛的音乐歌舞和多种多样的乐器，产生了比较成形的各种音阶调式以及一些程度各自不同的谐和观念、半音观念、标准音或绝对音高观念等，也举办了一定的音乐教育事业，这就为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
商代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度表明了商代音乐文化在当时是站在世界前列的。
节选自《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第39-49页)，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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