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我在台上，那地方是该我表演的场地了

　　我在台上，

　　那个地方是该我表演的场地了

　　中国交响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刘鹏，生于音乐世家，就读于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荷兰。2003年12月受武汉市文化局之邀加盟武汉乐团，为首任音乐总监，第一年便创立了首个音乐季。2006年被湖北省授予编钟奖，作为政府奖励十位为湖北省经济文化做出贡献的外国专家之一。

　　指挥家是一头蓬乱飞扬的长发，一脸愤世嫉俗的沧桑？像桀骜不驯的贝多芬，还是像激情澎湃的莫扎特？见到颀长的大提琴家、指挥家刘鹏，完全颠覆了我对音乐家恣肆的印象。一年前专访过武汉乐团“音乐总监”刘鹏，他当时正在青少年宫音乐会指挥现场候台，穿着笔挺，手势自如潇洒，富有音乐家真挚的热情，谈起2010新年的愿望，作为完美主义者的他十分踌躇满志，有信心将武汉乐团做得全国闻名。本报慈善音乐会前，记者联络他时，刘鹏正准备前往美国，他要去美国曾念过书的大学考察两周，与经纪人洽谈来汉演出事宜。武汉乐团更名为武汉爱乐后，要搬到新家琴台音乐厅，18日下午3时前，诸事繁冗中，刘鹏抽空亲自驾车准时到隐藏旧民居中的老乐团，下车取下墨镜，与记者开聊音乐人生。对于一位古典音乐达人来说，在我印象中，刘鹏始终是一袭正装、温文尔雅、玉树临风的执棒者，他身着蓝色T恤和牛仔裤，短而清爽的黑发，笑意盈盈的眼神，在随意中散发出高雅的艺术家气质，近2小时交谈间，磁性的男中音中不时夹杂着英文词句，显露出一位音乐家的国际视野，而身上散发的香水味道似乎带着些旋律，当记者问他香水是什么牌子时，他笑言是gucci，很喜欢香水，收藏了很多种。他在给读者题字时写道：“让音乐成为您生活的一部分！用音乐表现美！”这是他爱音乐爱生活的心声，也是他治理乐团的独特理念。

　　记：在当今娱乐化时代和商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喜欢听流行音乐，爱听交响乐的人很少了，古典音乐该以什么样的面貌表达它的文化力量和内涵，给观众以全新的视听享受和艺术熏陶？

　　刘：喜欢听流行音乐也不是当今社会开始，在列侬、披头士的那个时期，大家就已疯狂地喜欢流行音乐，我始终认为，交响乐是作为一个文化的高端形象，我不太赞同交响乐走向什么民众大众化，因为交响乐本来就是一个品牌，就像时装里的名牌一样，像古奇、香奈尔、卡地亚一样，它始终要保持一个高端的品牌。这个高端文化有一个周期性，不是立刻能够体现出它的效应，它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无形中会增长人们的文化素养。

　　记：90年代古典音乐唱片展门庭若市，音乐会一票难求，而现今有点门可罗雀，交响乐与京剧一样，是需要正襟危坐和高保真音源且消耗大块时间又昂贵的艺术品种，交响乐是否与世风格格不入？

　　刘：交响乐还是要跟历史文化背景联系在一块，比方说欧洲，这是一个传统，我在荷兰留学时，我的房东老太太，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就会做一个预算，有一项预算就是她把25%到30%消费到交响乐里面，她就是消费文化，她会把所有的音乐会勾出来，全部订下来。交响乐不仅是一种音乐，它带来的是对人们精神上的修养，就是文化素质的提高，这是无形中在培养。我去年去德国杜伊斯堡听歌剧，站在门口看了一下，进场大部分是年纪大的，也有部分年轻的。大家都对着装非常讲究，就像走红地毯，特别是老人，把那些可能是存放多年的金银首饰全部都戴出来了，他们都很重视，所以你到了那边，你觉得是一个盛会，不觉得是在听交响乐。将来中国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也需要交响乐。现在有很多媒体通过很多渠道听到交响乐，包括从网上、从碟、包括DVD，都容易买到，但是进音乐厅听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一个视觉跟音响的立体结合，这个享受就像你去现场看足球一样，哪怕你去现场去骂人，你也是很快活的。根据这种气氛，引起整个精神上、生理上的共鸣，听唱片是达不到这样一种效果的。

　　前年去开亚洲交响音乐会时，正好是美国经济突然下滑。有一个英国音乐评论家说：“前两天我刚飞过来之前，我专门去调查了一下所有的音乐厅，我倒觉得音乐厅里面人数不减反增。”为什么？他问了一些听众，泡沫经济包括股票整个经济下滑崩溃，很多人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到哪儿？到音乐厅，大家去欣赏一点音乐，得到一点安慰或振奋。“文字表达不了你的时候，音乐可以表达你。”这个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

　　记：大众口味是无人能逆转的，中国爱乐请周立波作清口式讲解或为宋祖英、周杰伦的音乐会伴奏，你怎么认为这种顺流而行的“明星效应”和“跨界”？它是古典音乐未来的出路吗？武汉爱乐会有这样的举措吗？

　　刘：不管哪个乐团，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纽约爱乐，做这种亲民式的下工厂、下基层演出，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要做好一个品牌的话，还是要顺着乐团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爱乐做的这些其他艺术形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不能作为一个主流。好的乐团再怎么发展离不开音乐季。我们是做了蛮多音乐形式的，这一次的慈善音乐会，我们也会做这种比较适合大众口味的艺术形式，大家一起互动啊。以前给京剧院伴奏，请儿童上台，参与演奏，将来我们还会做这种形式。我会做一些公开排练，大众化的票价，五块或十块钱。比方说我请特别好的艺术家，一小时公开排练，大家看一看乐团怎么跟演奏家合作，甚至可以抽出几分钟大家跟艺术家见见面、聊一聊，了解交响乐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比音乐会现场不敢说话，要了解得更亲近一些。

　　音乐季是走向成熟、职业化的标志

　　记：自武汉爱乐乐团成立之初，你就一直在做演出季，推出了“音乐季”这种职业乐团的运作模式，有完整的“音乐季”是乐团职业化的前提吗？

　　刘：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音乐季是一个职业乐团哪怕是年轻乐团走向成熟走向职业化的一个标志。有音乐季无形中代表你这个乐团的承受力，音乐季很简单，就是在特殊特定的环境、持续性演奏不一样的音乐曲目。一个乐团没有本身实力的话，是做不到的，因为一个星期一套曲目，这个更换率很大。我第一年来时，乐手投诉说，太难了，第一年的曲目拉了我们十年的曲目。一个完整的音乐季，如果乐团每一场邀请一些特定的有名艺术家或指挥，来给乐团做一个不停的乐曲更新，不停的了解其他音乐形式、其他指挥的音乐风格，这个给乐团带来的是进步很快，每年我们请几十个独奏家，他们能够辨别好的和坏的，也跟得上去，无形中给听众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记：你在全国首创“曲目互动”和“舞台剧”，用以普及交响乐，武汉爱乐乐团又独树一帜地推出了以大中小学生为主要观赏群体的月末、周末音乐会，为培养高雅艺术市场，推进城市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少努力，今后你如何推广古典音乐，做交响乐的普及教育？

　　刘：首先要知名。这个知名是乐团要有知名度，然后听众知道武汉爱乐的名字，知道有音乐会，这两个知名我觉得很重要，有了这大家才会关注交响乐。我刚来的时候，武汉乐团在宣传、舆论、促销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我去国外指挥，去波兰、捷克，一下飞机就能看到广告。我从火车站出来，火车站一排广告全部在那贴着。我刚来武汉乐团时，一个节目单大概只有A4的一张纸，什么都没有，而且是复印的。这不是经济问题，是一个概念问题，营销可能是要80%宣传，20%的产品。武汉爱乐目前要做的就是知名度，包括音乐会的知名，现在有很好的琴台音乐厅，能固定做音乐季了，刚来时有很多朋友问我，可不可以买一年的票啊？我说当然可以，你说得很专业。

　　憋着一口气，武汉应该有个像样的团

　　记：你出生于音乐世家，自幼表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你的父亲刘炎教授对你走上音乐这条道路起决定性作用吗？

　　刘：我爷爷刘诚甫是开音乐学校的，中国第一部音乐辞典就是他编纂的，我爸爸九个兄弟姐妹全是搞音乐的，包括第二、三、四代都是搞音乐的，所以一回到家，各种各样的乐器，唱歌的，每人一段，几乎每晚家里开晚会，一个大四合院，我们家有钢琴，七几年，我爸爸教大提琴，我妈妈唱歌的，经常家里有学生上课，无形中就讲音乐，无形中会受到很多影响。我爸爸以前有很多老唱片，老的大唱片，LP慢转快转，收在家里偷偷搬出来我听一下。后来因为我姐姐学大提琴，爸爸教，我好玩，无形中就拉起来了，爸爸觉得我特别快上手，也不用去教，我是偷偷用西洋方法学的，在家里偷偷练，不敢拉大声。爸爸说正式开始学时，我就觉得练琴很辛苦了，经常逃，当时放学不回家，到处躲，后来到音乐学院附中，第二年觉得拉好听了，开始喜欢了，接触到其他外国教授在学校上课啊，学到很多东西，觉得很有意思，才进入这个角色。

　　记：你在新加坡拥有了一年两个月的带薪休假，享有点指挥、点演出地点的殊荣；而武汉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不够多，艺术市场不够成熟，文化氛围不够浓厚，为什么你不呆在新加坡而又返汉呢？

　　刘：当时在新加坡拉了十几年，在国外呆了很多年，所以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武汉乐团还是有很多潜力的，可以做得很像样子，而且我生在武汉，还是有点感情，在新加坡乐团就我一个武汉人，全部都是上海、北京、西安，人家说武汉在哪都不知道，有时候说到武汉乐团呀，有时候也憋着一口气，觉得武汉应该有个像样的团，搞了这么久，有时候一比，总是说北京、上海、广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有个人来做，我有能力把它做好。在新加坡一样，我过得很好，也很忙，十年后我可能更好，但是还在这条路上，没有什么挑战，再一个拉琴拉得很多，也有点累了，想做点别的事情，所以就回汉。我很重要的一点是那种工作狂，我喜欢做我喜欢的事，我喜欢看到成果出来，这个最让我开心，并不是一个目的性很强——为了挣钱或享受，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工作给我很多的享受啊，生活中的享受都来源于工作来源于音乐。

    来源: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