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胡圣手李肇芳：浦江粤韵的守护人

　　广东音乐、高胡、李肇芳，这几个词几乎已是标签式地互为代表。

　　11月18日的东方艺术中心东方雅韵民乐系列音乐会上，李肇芳将与二胡名家闵惠芬联袂带来一缕幽幽粤韵。谈到高胡，李肇芳日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了广东音乐，才有我。如果人家说到高胡，就会说到我的高胡节目，说到我就能和高胡画上等号，而通过我这个符号，引起大家对这个音乐种类的喜爱，那便是最有价值的。”

　　上海是广东音乐的“麦加”

　　李肇芳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好好先生，在电话里约定采访时间时，李老不忘关照记者晚一点到也没关系；见了面，边送上热咖啡又边询问来路。记者不免对着手上收集到的资料犯疑，上来第一个问题便是，李老师你到底是广东人还是上海人呢？

　　李肇芳笑笑说，“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广东人。”上海开埠之初，大批广东人来到上海开辟事业，活跃在上海各界，“比如著名的魔术师张慧冲，还有电影明星胡蝶啦，我妈妈喊她姑姑。”李肇芳的父辈亦是其中一员，而他本人便生长于当时广东人云集的虹口区。

　　“广东音乐发源于珠江三角洲，但上海是它真正发展的土壤。”李肇芳向记者介绍，广东音乐原先叫做“清音”，玩音乐的人被称为“八音佬”，其主要拉弦乐器是二弦。“1920年代初，广东人组建了第一个民间音乐团体，中华音乐会。”也正是在那里，诞生了高胡和新的广东音乐。

　　说起前人的传奇，李肇芳眉飞色舞，如一部活字典般向记者娓娓道来，“当时有个麻省理工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是后来的江南造船厂第一任总工程师司徒梦岩，一代宗师吕文成便是他的小提琴学生。受到江南丝竹熏陶的吕文成突发奇想，把小提琴的弦与二胡结合，再将二胡的音调高四度，从唻啦跳到唆唻，又把它夹在腿上拉，消除了噪音，于是诞生了音色清亮的高胡，宛若中国的小提琴。”

　　刚才还兴奋地举起手比画拉高胡姿势的李肇芳，说到这里忽然一字一顿起来，“高胡的出现，为广东音乐的作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并且，它真正在文化意义上的诞生、成名，是在上海，所以上海是广东音乐的麦加。”

　　像韩国泡菜一样泡出来

　　广东人有一个特点，到了异地便喜欢聚在一起，而且贫富之差在音乐中消失殆尽。“当时永安公司的老板郭琳爽，每周会和大家聚会演奏广东戏，哪怕是一个烧菜师傅，只要比他拉得好，他就会把对方当老师，拼命向他学。”广东人的这种习惯，对广东音乐的诞生和李肇芳的从艺之路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已年过花甲的李老竟还保留着襁褓之中的一段回忆，“我睁开眼睛，就听到楼下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持续了好久，我好奇地想爬起来看，却动不了。现在想来，应该是家里人聚在一起玩音乐。这是我对高胡与广东音乐的第一次记忆。”

　　广东音乐的两位大师陈日英、陈俊英跟李家恰是世交，常往来切磋，于是李肇芳从五六岁起便耳濡目染。一路走来，李肇芳颇有不知不觉感，“究竟是广东音乐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广东音乐，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我也没有考虑过学什么东西比较有前途，只是在一个氛围的影响下，非理性地学习起高胡。”

　　既有名师指点，又有家庭氛围，这样的条件对于音乐起步可谓得天独厚了。在无线电都很少见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李肇芳家里从手摇唱机换到电唱机，唱片也是四五张地买，“唱片一两块钱一张，那时候的一两块钱，可以派派用场了。家里人喜欢，于是我从小听的、看的也蛮多。”难怪他笑称自己是“像韩国泡菜一样泡出来的。”

　　“再困难我也坚持下来”

　　走到今天，李肇芳总是强调坚持二字。他始终记得儿时的某个周五晚上，“一家人要去无锡玩，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外地玩，已经到了火车站，我妈妈问我，是选择去旅游还是回四川北路上精武体育会里的广东音乐演奏班上高胡课。我想了想，说我去上课。结果我就一个人回去了。”儿时的坚持，被李肇芳看做是自己能够走上专业道路的预兆。

　　在音乐附中学习时，他曾有过“逆反期”，“那时思想比较左，总觉得广东音乐不及其他民乐那么正规，还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广东人，总有点资产阶级的意思。”但他仍然担任着民乐队里的唯一一把高胡。“文革”结束后，广东音乐却最早苏醒，广播电台邀请民乐团去录节目。“那时请了闵惠芬、俞虚发等人一起去，一下子让我录了十三个节目，他们说，你这个太好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乐团有时和流行歌曲拼台演出，“在他们之后是很容易被观众嘘下去的，但是我想，他们无非就是投入，那我也拉得投入让大家喜欢听就行了，后来也获得满堂彩，所以一直就坚持下来了。”

　　如今已是广东音乐代表的李肇芳，身兼一种传承文化的使命感。他始终记得广东音乐协会的副主席刘天一对他说的一句话，“你的两位老师不幸早逝了，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了上海这块我们广东音乐这么重要的地方。”如今，担任了近二十年乐团首席的李肇芳仍活跃在一线，除了教一些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时常接待一些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业余爱好者。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