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里,时不时会冒出些金发碧眼的“老外”,有拎着琴箱的,有捧着鲜花的。他们熟门熟路钻进一间小平房,拜访一位隐居的斫琴高手,人称“古琴田”的田双琨。
“多时一天四五拨儿,德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日本的,挤得满满当当。”一头银发披肩的田老爷子笑呵呵地说,“好些都是琴友,他们说来我家觉得到了自己家。”田家墙上,挂了块“虞田琴斋”的匾,还高悬着一排其亲斫的仲尼式、伏羲式古琴。
提起古琴,田双琨目光炯炯,侃侃而谈。有3000年历史的古琴,亦称瑶琴或玉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也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修身养性之物,位列“琴棋书画”之首。齐桓公、孔子、李白、宋徽宗、乾隆等皆为著名琴家。由于清末民国年间的战乱和社会变迁,古琴渐渐式微,濒于绝迹。
普通市民大多不知古琴为何物,而像田双琨这么一个河北深县乡下的穷孩子,与高雅的古琴更是八杆子打不着,但他运气不错。北京刚解放,16岁的田双琨背井离乡来到京城谋生,在一家京胡店学徒,做二胡和三弦。公私合营后,他成为北京民族乐器厂的技师,凭心灵手巧设计出20多台制作民乐的机器,被厂里派到民族音乐研究所,师从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学斫古琴。
“管先生只教过我一个人斫古琴,我既是他的开门弟子,又是关门弟子。”田双琨指着墙上挂的管平湖大师的浮雕像,一脸崇敬。
管平湖的父亲是清宫如意馆画院院长,精于绘画且擅长弹琴。在故宫长大的管平湖,从小就和古琴结下不解之缘,并到琉璃厂的一元斋学斫琴,一生心血倾注到了古琴事业。田双琨说:“美国旅行者号太空探测器,送入太空的唯一中国乐曲,就是管先生弹奏的古琴名曲《流水》。”
在《中华乐器大全》、《中国乐器博物馆》、《古琴荟珍》等著作中,都记载着管平湖先生与斫琴高徒田双琨对改良古琴、修复古琴、制作古琴的贡献。
田双琨师从管平湖学到了精湛的斫琴技艺,没想到“文革”开始后,江青异想天开要搞琴瑟筝乐器改革组,指示以塑代木制作乐器。并点名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一批制琴师、曲作者,及演奏尖子,田双琨“不幸”入选。然而折腾了好几年,最终以失败收场。
“四人帮”垮台后,田双琨回到乐器厂做销售,50多岁时,他放弃了在门市部当头儿的机会,辞职跑到北京门头沟出名的穷乡,指导农民做出口乐器。后又辗转到山西、保定、珠海的乐器厂传授技术。“图的是自由自在”。
2003年,中国的古琴艺术被列为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榜首。直到此时,田双琨才更加重视起来。“中国人大多不知古琴为何物,会弹古琴的更是寥若晨星。”他说,“可笑的是,一些电影电视剧中,把古琴和古筝常常混为一谈。”他到工商局注册了个“虞田琴斋”的字号,一门心思研制起了古琴。
“良材、良工必须兼备,才能斫出好琴。”田双琨娓娓道来,“古琴选材极为考究,古船、悬棺、老庙房梁是上乘琴木。古琴制作历来有‘爷爷备料、儿子制琴、孙子弹琴’的传统。”做一张古琴少则3个月,多则3年,至少要经过十五六道工序。
甭看田双琨深居小胡同,但慕名来订琴的人络绎不绝。有弹了几十年古琴的高手,有古琴收藏者,还有附庸风雅的有钱人。“老外对古琴比中国人还着迷。”他说。早在30多年前,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就买过他斫的古琴。一位德国人买了他斫的古琴学会弹奏后,回国演出了十多场,现在隔一两个月就来北京和他“侃”古琴。还有一位英国博士,买了他的一张上品古琴后,乐得三天两头来给他送花。
田双琨数十年间斫琴不计其数,国内外博物馆都有收藏,但他的斫琴技艺却不传家人。田家虽四世同堂,光孙子辈就有8个,且有重孙,但都不会斫琴。他坦言:“技术未必一定要传给家人,而是要传给能胜任的人。”
说起已收的20多个徒弟,他津津乐道地夸他们“有出息”。徒弟王正明在全国首届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上获奖,朱崇文的设计发明通过国家专利,而李姗开的八槐堂琴馆在京城越来越有名气了。
眼下,74岁的田老爷子仍乐此不疲,整日忙活着斫琴。“人呢,没有不死的,把琴做完,人死了,琴还在。”他呵呵笑道。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