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良：中华国乐“第一箫”

    第一次接触张维良这个名字，是在大约10年以前。因为对“箫”这种神秘的中国传统乐器发生兴趣，在王府井音乐书店“淘”到当时唯一的箫独奏盒式带《箫的世界》，独奏者即是张维良。前些时候，又闻现在身为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主任的张维良，已经被与他合作18年的着名电影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邀请为本届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乐创作人员之一。

    一个初夏的午后，天空飘洒着小雨，我来到中国音乐学院院内的张维良寓所，拜访这位10年以前“相识”的神秘“国乐”人……

    1、笛箫埙宛如中国山水画的“留白”

    京梅：你好张教授，听说你是张艺谋导演邀请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乐创作人员之一，能不能透露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张维良：(笑)一谈到有关奥运的事我就紧张，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开、闭幕式之前，这些都属绝对保密的，据说这可是国际惯例啊！

    京梅：我是在“箫的世界”中认识你的，最近才知道，你最早却是以笛子而闻名，另外从事埙、尺八、葫芦丝等许多冷门乐器的演奏。对笛子，读者都很熟悉了；而箫和埙这些乐器，大家普遍都不太了解，趁此机会也想请你给作一下介绍。

    张维良：好。不过要说箫，还是免不了先要说说笛子，因为笛子的历史应该说最古老，已8000多年了，但那个时候是骨笛。距今约4000多年以前，开始用竹子制笛，《史记》上记载说：“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笛子在汉代以前多是竖吹的，到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传入横笛，最初称“横吹”。我们现在所谓的箫，也叫洞箫，是竖吹的，汉代就有了，当时被称为“羌笛”，原为四川、甘肃一带羌族人民的乐器，西元前1世纪时流传到黄河流域，经过发展，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箫。在汉代以前，横吹竖吹的单管乐器统称为笛或篴，到明朝为了与横吹之笛区分开，才将竖吹的这种乐器称作箫。

    箫的形状也和笛子非常相像，一般用紫竹、黄枯竹或者白竹製作，管身比笛子稍长一点；演奏技巧基本上也和笛子相同，但与笛相比，箫的音色更加悠古、深厚，其表现力也很丰富，可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以及一些地方戏曲的伴奏。箫的品类很多，常见的有紫竹洞箫、玉屏箫、九节箫等等……

    京梅：埙好像是陕西那边的乐器吧？我印象在参观半坡、河姆渡文化遗址时见过。

    张维良：对，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后，已经出现了埙的初形，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都是为皇家所用的。其音色幽深、悲凄、哀婉、绵绵不绝，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品质。《乐书》上说：“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我觉得这个说法再准确不过了，春天、夏天过去了，秋风吹过来，落下一片黄叶，感觉凉飕飕的……

    京梅：但北京秋天，不光有落叶的凄凉，更有漫山遍野的红叶……

    张维良：对，我碰到很多音乐家、艺术家，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他们都特别喜欢北京的深秋，既有时光如斯的澹澹伤感，又有成长与收穫的深层感动，是那种缓缓的、非常厚重的东西……

    京梅：你在大学时，好像主修的是笛子，但事实上，后来很多听众都是通过箫和埙这些神秘的、为大家所不太熟悉的乐器认识了你。这样的选择，是你当初设计自己艺术道路时的主观故意吗？这种爆冷门的选择，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成名？

    张维良：1977年以笛子专业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係，迄今为止我也从未间断过在笛子的演奏、教学上的追求。198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民族器乐大赛上我获得笛子专业第一名，1987年举办个人笛子独奏音乐会，全国媒体予以高度评价。要说演奏箫和埙更容易成名，那我还真没想过，我想主要还是缘于我对它们的特殊偏爱吧。箫、埙都是古代士大夫和文人墨客操弄的乐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人音乐的一种体现和代表。埙的声音神秘、空灵、沧桑，犹如天籁之美，寄託了文人雅士们面对时光长河流逝的失落感，对封闭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的批判精神。它不是一般用来把玩的乐器，而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而箫的音色则凄迷幽怨，引人无限遐想，每当我想起它，心中总有一种悠悠然、凄悽然的感觉。每一次演奏，当肺腑之气通过那根小小的竹管从十指流出的时候，我已忘记了自我，时间和空间已没有确定的概念，我觉得我彷佛在与古人閒谈，在与自然对话……

    京梅：你好像对“士大夫”特别情有独锺啊！

    张维良：当然！我一直认为，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最精彩的还是文人文化、文人音乐。中国能真正压倒世界的也正是文人文化及音乐！应该让今天的中国人在代表中国文人音乐的箫、埙、古琴等音乐中，感受和领悟到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厚重！

    京梅：“文人音乐”的确魅力不凡，但是，古人也常说“曲高和寡”，你的这样一种定位，又有多少人能够接受？会不会影响受众面？

    张维良：我想应该问题不大，我的很多光碟发行都在十几万张，其中《天幻箫音》发了18万。我的“粉丝”里就有农民呵！其实从人性的角度看，人类有很多情感是共通的，不分职业、学历和文化背景。比方说，面对一丛盛开的玫瑰，文学博士能感觉到愉悦，打工仔也一样的赏心悦目，所不同的是，二者在表达这种感觉时的差异。而中国音乐的优点，恰恰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表达意境的艺术，儒雅、内向，留给人想像的空间，只需要感觉，而不需要文字。

    京梅：就像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

    张维良：对！这就是中国的文人音乐，它是创造一种氛围、一种意境，提供一个引导性的东西，让不同经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产生共鸣，留下回味。

    2、弘扬国乐要切忌狭隘的民族主义

    京梅：从多幅演出照上，看到的你都是一袭长衫，澹澹的书卷气，给人的感觉是很传统、很神秘、很文人。而从你刚才的一番话里，也能证实这一点。可现实中，你的很多做法又都是反传统的，甚至有台湾媒体评论说你“不顾禁忌，叛逆国乐”，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读这种反差？

    张维良：我觉得我骨子里还是蛮传统的。但传统不等于保守，现代也不等于胡来。继承传统不能食古不化；创新也不能是漫无目的地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我想历史走到今天，中国音乐需要发展各种的可能性，也惟有这样，它才能健康地发展和传承下去。

    京梅：“各种可能性”是什麽概念？

    张维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对艺术家来讲可谓是千载难逢，你看，各种文化的涌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高雅与通俗……谁能在这些碰撞与融合中清晰地找到自己，谁就是一个成功者！用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多方位开发中国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思维与西方音乐思维融合、传统文化意识跟现代人文意识的表达融为一体，就会出现“各种可能性”，我们那些古老的乐器就能够吹奏出属于今天和明天的、属于中国和世界的新声。

    京梅：那迄今为止，你尝试了哪些可能？

    张维良：很多，包括以现代音乐的手法创作并演奏传统题材的作品；还有笛箫演奏与交响乐队的结合；与电子音乐的结合；与钢琴和室内乐形式的结合等等。

    京梅：箫的音量好像非常小，竟然可以和钢琴对手？

    张维良：正因为箫的音量小，在中国民族乐器中也属于小字辈，我才选择它与西洋的“乐器之王”钢琴合作，拓宽箫的表现形式。前些年曾与加拿大着名钢琴家罗伯特合作，我们俩在舞台上，人，是一中一洋；乐器，也是一中一洋；演奏的曲目中西合璧；音乐的理念也是中西结合，效果很不错。

    京梅：中国也有很多高水准的钢琴演奏家，不少人都在国际上获过大奖。你选择与西方音乐家合作，就是为了达到这种舞台效果？

    张维良：不是，我觉得钢琴发端于西洋，在西洋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对钢琴的认识，从理论上讲比中国人更深刻、更地道，而且，西方人富于理性，非常严谨，在合奏过程中能把握大局，收敛个性，紧密配合，合作起来更加轻鬆流畅。

    京梅：有人说，中国的音乐明显落后于西方，也有人认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不具可比性。你怎麽看待这一问题？

    张维良：应该说中国的民族音乐，与国际审美情趣标准确实存在很大差距，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单纯从不同的特质而论，艺术的确是没有可比性，但音乐不是这样：音准音色的统一、音域的宽广程度、音乐表现手段精彩与否等等，全都是可比的！中国民族音乐的落后是历史性的，过去几千年，音乐主要是作为各种仪式上的配角存在的，乐器的演奏者是艺匠而非艺术家。应该说民族音乐功能的转型至今还不到100年，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京梅：那你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哪？

    张维良：在教学！现在世界，正逐渐地向无障碍、一体化的方向推进，而无障碍的关键在于系统化教育。中国音乐从传播传诵的角度，留下来的文献很少，教材奇缺，这给现在的音乐教育带来一个难题。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承负起寻找、开拓、创建出一个规范化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历史责任。

    在这些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也在逐渐改变传统以曲代功的教学模式，编写了大量练习曲，用以提高学生演奏的基本功。另外还编写了《箫曲集》、《箫演奏法》等教材，尝试将箫的教学和演奏规范化系统化。

    3、恩师一句话，成就今朝“第一箫”

    京梅：应该说，经历了这麽多年的打拼，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音乐教育家、中国笛箫演奏艺术的领军人物。从你的简历上，我看到赵松庭、陆春龄、冯子存、刘管乐等等许多着名笛师都曾经是你的老师，在这些老师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张维良：应该说在艺术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赵松庭先生。赵先生不仅在笛子演奏、创作、教学和理论研究上有着非凡成就，而且精通诗棋书画和戏曲，有着中国文人的逸情雅致，是一个文人音乐家。他在教授笛子的同时，也教学生怎麽做人。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他对我们讲：“谁若染上计较门户的习气，不管吹得多好，我也不认！”我觉得就是这句话成就了今天的我。它不光使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多方拜师学艺，也激励我在专业学习之馀，向其他艺术门类的专家求教。比如：我曾经跟随王酩学习作曲；向李西安等不少音乐学者请教理论创作、音乐史等方面的问题；与新潮音乐家、外国音乐家接触合作；与影视艺术家合作……这样的探索，让我在音乐观念上受到启发，得以站在更高的层面，以广阔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民乐的发展、看待中国音乐的传统和现代。

    所以我认为，我并没有背叛传统，我一直是按照老师教我的去做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心灵应该是自由的、宽容的、无拘无束的……

    京梅：你是什麽时候开始与张艺谋合作的？

    张维良：大概上世纪90年代初吧，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学院找我时，我还住在学院刚分给的一间平房里面。他人很谦和，很有耐心，先是给我讲剧本讲那个故事，然后就坐在那里，一种一种地听着我试乐器，那一次是给《菊豆》配器，最后选择的是埙……我原来以为，一个电影导演对音乐的理解不会那麽到位，想不到他非常细腻、非常有感觉。与他合作，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家对艺术追求的执着、对工作的敬业。

    京梅：好像张艺谋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吧？

    张维良：应该说比较高吧，所以后来我们一直在合作，包括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不能少》等多部电影。

    京梅：也包括北京奥运会？！

    张维良：一提这个我又紧张了！

    京梅：别紧张，我不会强人所难。刚才谈到艺术大家，在你心里，什麽样的人才能成为音乐艺术的大家？或者换句话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音乐演奏家，需要具备怎麽样的素质？

    张维良：我想，艺术家与艺匠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独立的精神；其次，艺术家的心灵一定是敏感的，对社会对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使命感，换句话说，他应该具有悲天悯人的大慈悲，然后是过硬的基本功和与生俱来的音乐感觉。

    京梅：现在社会上学音乐的孩子很多，作为家长都是望子成龙的，无论在经济、精力上投入很大，但最终成才的毕竟是少数。你作为一个搞音乐教育的权威人士，能不能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点什麽？

    张维良：好，那就先说说我，我是8岁开始学习吹笛子，正赶上“文革”的时候，没有老师教、更没有专门的教材，只是凭着自己喜欢，吹一些江南的民歌小调，后来又吹“语录歌”，一年之内，把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些“语录歌”都吹遍了。到10岁时开始向江苏省苏昆剧团顾再欣老师学习传统的演奏技巧，14岁考入苏州吴县京昆剧团。我是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的……

    京梅：苏州可是好地方，文化底蕴深厚，自古以来就出文人出艺术家，崑曲好像就是起源于苏州的昆山？

    张维良：对，不光是崑曲，还有苏州评弹、江南丝竹以及沪剧、婺剧等等。在剧团六七年时间，差不多跑遍了江浙所有的城市乡镇，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向当地老艺人学习这些传统艺术。那时候我个子很小，17岁才发育到1.49米，整天穿着一双雨鞋、背着个铺盖卷走街串巷，有时鞋坏了，捨不得买就光脚走，江南的冬天也冻冰呵……

    京梅：那个年代的孩子好像特别能吃苦。

    张维良：1972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赵松庭先生的弟子，每个月上两次课，那时候老师住在杭州，每次去上课，我都是搭乘京杭大运河上的客船，头天晚上6点从苏州上船，第二天早晨6点抵达杭州的卖鱼码头，从那里到赵先生家，还有一段路程，坐公共汽车花5分钱，走路却要2小时，但我一般都是走着去，因为当时省下车费，再加3分钱就可以吃一碗麵了，这样的生活，我一直坚持了7年……

    京梅：现在想想不堪回首吧？

    张维良：不过我还是觉得蛮值得的。我说这些的意思不是要忆苦思甜。现在到音乐学院来学音乐的外地孩子，都是家长陪着，乘飞机、火车来，有的还在学院附近住宾馆、租房子，这个都无可非议，毕竟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我要说的是，不管时代怎麽发展，要想在这个领域出成就，都必须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勤奋、刻苦，除此以外，别无它路！不要相信有些人讲什麽“音乐神童”，绝对没有那样的事情。我打功底的时候，每天都是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的苦练，这个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4、人生乐趣在追求过程而非得到

    京梅：最近在忙些什麽？

    张维良：正在筹备7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梦幻星岛”音乐会，忙着创作，这是我个人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的。这场音乐会将把原生态二人台、长调等传统音乐融入笛、箫、埙等乐器演奏中，将雅俗、中西等不同文化的音乐材料和元素嫁接在一起，使色彩鲜明个性突出的中国乐器在随机组合乐队背景烘托下，将艺术魅力发挥到极致。

    京梅：你在海内外已经举办过数十场音乐会，并且在英国皇家音乐厅、港澳台、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也都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你觉得那些西方观众来听音乐会，究竟是出于猎奇呢，还是真的能被我们这种艺术所感染？

    张维良：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吧。相对而言，我们的演奏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煳弄；一种是认真选择、创作作品，力图从艺术感觉上，深度表达人文、人性的某些东西。中国音乐本身就很有韵味，不像西洋音乐那麽直接，我一直深信人类有着共通的情感世界，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不是要听到什麽，而是通过音乐引发自身的感受，从而获得某种宣泄、满足甚至超越，得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

    京梅：我知道在这方面，你付出的很多，所以取得现在这个“天下第一箫”的称号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现在已经“第一”了，那以后该怎麽办？

    张维良：那只是别人的一个说法罢了，其实艺术上哪有什麽第一？人生的乐趣，在不尽的追求过程中，而不是得到。今后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中最主要就是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创作新的作品；在教学上力求创建出一个比较规范的系统。

    京梅：你对自己人生的满意度是多少？有没有什麽遗憾或者困惑？

    张维良：遗憾是我在生活上牺牲了太多的时间；困惑是我现在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国乐係的主任，经常需要处理大量与音乐无关的事情。对我来讲，人的问题是最难弄的，好在我心态还可以，不过有的时候，还是来不及转换……

    京梅：你怎麽看中国民乐的前景，乐观吗？

    张维良：应该说，整体上还是乐观的；当然也有担忧，比方说，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传统音乐正在远离年轻的一代，年轻一代的民乐人才，虽然演奏技术在提高，而传统艺术素质和神韵却明显缺失……当然，如果我们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在高科技强烈冲击着现代人生活的今天，人们对于返璞归真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需求。从这一意义上出发，我们的民族音乐还是非常乐观的！当然，这需要从事中国音乐事业的我们付出百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