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江河水》，民族魂

　　 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观看这一场周末演出的人们几乎都是爷爷带着孙女，或是父母牵着幼童，《长城随想》的主角正是六十四岁的二胡大师闵惠芬。她气定神闲，一手揽着二胡、一手轻提裙袂步入舞台中央，孩子和大人们的掌声不由自主地响起。

　　 肯定有不少孩子们被长辈们隆重地教导，花百十元买票、就能亲身聆听闵惠芬的琴声，那种琴声曾被赞美为，“她的演奏即使在休止符时也充满音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这句话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和海内外媒体反复引用，用闵惠芬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演奏打动了他们，我认为，他们真正地理解了、敏感地接受中国音乐和演奏家的美学观念”。她转而用白居易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来解释休止符的魅力。而《长城随想》的所有演出曲目明确了音乐与诗歌的某种密切关联。

　　 “当时把我难住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展开，《长城随想》是长达26分钟的二胡协奏曲，但一场90分钟的演出怎么包含它、展开它……有一天我突然开窍了，用诗与乐、用长城作为音乐会的主题，这个结构也算是一点创造吧，我被逼上梁山。”

　　 尝试着一种超越的可能

　　 今年农历正月十五之后，闵惠芬先是在北京中国大剧院演出《长城随想》全曲，接着又转去杭州演出。回上海后，她策划了《话说胡琴》、《刘天华作品音乐会》和《声腔觅韵》演出，《长城随想》是第六场音乐会。仅如此频繁的演出就令她忙得只能在晚上练琴，白天拉不完一个曲子就有电话干扰。

　　 策划这场《长城随想》音乐会的闵惠芬忽然想到诗与乐的形式，为了让人们深入理解她的乐曲，索性“我就自己写出来了，也有兴趣，把音乐的意境通过词来表达”。

　　 简单的舞台中央，二胡、扬琴和琵琶等演奏的曲调满是浓烈雄浑的诗史，先是流转圆美的诗乐合作，再跳跃至大气磅礴的乐音，不可不察的是，它们确实引发了人们内心深邃的遐想，诗可能是乐最好的选择。而当演奏《长城随想》二胡曲之前，崔建平朗诵了闵惠芬写的诗，“山海关，天下第一关，龙头掀浪，渤海湾。八达岭，雄踞入云端，北国霜天红烂漫。关山重，故城万里远，龙尾横扫大漠边。噫！阅尽千古兴亡，凭吊世代豪杰。吁！咏怀捐躯英魂，悲苍疆场泪血……”，字字句句都浸着一种霹雳冷傲的豪情，这段朗诵也是她演奏前激情勃发的启动，淋漓的大段演奏背后更是她通达超然的艺术自信。

　　 “《关山月》用了李白的诗；扬琴《古道行》是创作的新曲子，由青年演奏家曹韵担任，诗是自己写的；《阳关三叠》的诗就引用了那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作为提示；我还引用了粤剧艺术家红线女的《昭君出塞》唱词作为古曲《塞上曲》的题示……这些诗歌帮助人们理解下一首演奏的乐曲，都是和塞外、长城有关”。

　　 诗词对于她而言，很多年前就成为自己的知音。早年，她曾随傅雪仪先生学习昆曲和诗词音乐，“我一次都不落、去旁听，《琵琶行》唱一遍得二十分钟，词曲我都会背得出……我就是靠这个办法积累，当时也没觉得以后要怎么用，在我病中还看了大量的剧本，其中很多都是唱词，我认为我的文学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平日闲暇时，她还偶尔给朋友们回诗，并且，“走到哪里都被要求题字，也逼自己去提高修养”。

　　 寻天下知音

　　 闵惠芬清楚记得，几十年前，小泽征尔听她演奏《江河水》时的情形，“他伏案恸哭，听完后，他大声地说，你的演奏诉尽人间悲切，使人痛彻肺腑……我在演奏时是专心的，不可能盯着哪个人看的，我要进入音乐的感觉，当小泽征尔听完最后一个音符，即刻冲到我面前，他就哇啦哇啦讲话，我听不懂，他急了，拿拳头打我的肩膀……激动得不知道成什么样子，有点失态”。

　　 但在我看来，这故事并不是炫耀性的描述，描述闵惠芬非凡的二胡演奏功力。那一刻，语言屏障的消失，闵惠芬的琴声遇到了能懂得它的知音。二十多年前，她曾与上海音乐学院钱苑教授、扬琴演奏家丁言仪给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们做二胡讲座，“我们三人不请自到地去大学去做民族音乐的推广，讲解给大学生听”。那次是她自认“口才从来没这么好过”，大病初愈的闵惠芬拉完八九个曲子后大汗淋漓，她向大学生们讲述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最后话锋一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伯牙完全可以去寻求天下知音，我的做法就是要寻求天下知音”。

　　 那年，“我已经做了6次手术、15个疗程的化疗，我不知道……也许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起来，等别人弘扬好了（民族音乐）、我再起来？我不是能等待的，凭我这半条命，恐怕能感动上帝。”如果有什么人对离开这个世界作了干脆和充分的准备，闵惠芬必是其中之一。她开始轰轰烈烈的民乐普及工作，在全国很多高校、山区、渔村都留下动人的乐声。上海外国语大学礼堂里也曾是她演出的地方，全校上万学生通过教室闭路电视观看直播；后携手上海民族乐团与上海40多所大学签约进行民族音乐普及宣传。甚至在某个剧场组织了各区的中小学生来看演奏会，“大家开玩笑说，放电影啦，一天四场”。

　　 几十年来，了解她所有音乐的儿子刘炬则以指挥家的身份，与母亲为寻天下知音作了种种努力。“他从五岁开始听交响乐，学了八年二胡，熟悉妈妈所有的曲子”，与国内的民族乐团合作，或是交响乐队合作，大大小小的演出都是母子俩合作，积累了大量演奏总谱，拓宽了二胡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天弦》和《凤吟》则是他们与中国电影乐团、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合作的结晶。

　　 “怎样深入了解二胡？最好的方法就是合作演奏，让民乐走出国门，与世界做交流”，闵惠芬的另一段知遇奇缘发生在千禧年，定居加拿大的老友古筝名家李炜请她去演出，没想到，原定音乐会后的三天旅行时间“全部贡献给录音”。在温哥华马路上偶然看到他们演出海报的著名唱片制作人马濬找到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为这次演出录唱片作为纪念。于是，“三天里，两个人轮流进棚，录10来首曲子”，并且，马濬专门为此从美国运来的顶级录音设备，录音师为了亲眼一睹中国“国宝”闽惠芬而一同前来。说自己很紧张的闵惠芬在第二轮录音时,却把《江河水》表现得极为完美，“那是一遍成功，没有一个音是败笔，情感极其投入，手法的把握……完全忘我，半天都拔不出来，自己内心痛彻肺腑，很长时间都浑身颤抖，无法平静，我超越了自己”。

　　 闵惠芬说，这个曲子她以后再也不录了，原因很简单，想着要如何超过它的杂念将使自己无法再专注拉这首《江河水》。这张获得“世界万张唱片十佳之最”唱片的后续故事也很有意思，必须预订才能买着，黄牛把价钱炒到几乎翻倍，市面上涌出了八种盗版，“从来没有民族音乐唱片卖得这么好”。

　　 坚定的草根心

　　 演出前两小时，刚排演完的闵惠芬正在给自己上腮红。或许与很多人的想像有些距离，闵惠芬没有助理，更没有化妆师，那几件简单的彩妆盒、眼线笔和唇膏不是所谓名牌、看起来五成新旧。

　　 她笑说多少年来都是自己一手操持演出化妆和戏服。爽朗的笑声很是有力，这令我想起了她在电话中叮嘱的话语，“我有一个要求，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要用夸张的语言（写我），那不适合我，要朴实的语言”。

　　 亲近这位讲话直率的二胡演奏家，她身上自有一种成熟、淡泊却很有力量的东西。她谈音乐艺术没有使用什么高深莫测的字眼，“我的适应性很强，大家都是要心心相映，（演奏时）我和观众情感是很融洽的”。谈自己，始终记得她说的两个字——“草根”，

　　 闵惠芬今天演出的三把二胡都极为普通，每把琴都用了很久，不少地方还缠有白色的胶布。“（二胡）无法像小提琴那样传几代，蛇皮是活物，会变脆、受潮……我一直换来换去”，她第一把启蒙胡琴是她觉得唯一有故事的。

　　 “我的启蒙二胡是丹阳艺术师范的一位美术老师罗哲元亲手做的，一把小二胡，他是文弱书生，一来不会打蛇，也恐怕找不到蛇，只得用蛤蟆皮做琴，现在想想可能好笑得不得了，不值一文，但我非常珍惜，虽然后来这蛤蟆皮烂了，我爸爸陪我到镇江换了蛇皮、把散了架的琴桶胶一胶，它是我的起点。我七岁从宜兴乡下到了丹阳，当时全丹阳没有一间乐器铺，我是唯一一个学拉琴的小孩子。”

　　 如今不少演出都包装以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对于这些，闵惠芬不想多谈，“但我的感受是，如果我要的效果就是在茫茫黑夜中演奏，那多媒体就反而破坏……又或者，如果没有那个条件呢？大制作未必能挖出艺术真谛，几千万能养活多少乐团啊……它们只作为辅助元素，应该恰当、准确地使用多媒体”。闵惠芬想起前不久在上海演出《祥林嫂》的某个泰州剧团，“小地方来的”大段唱腔听得她全神贯注，“现在讲功夫的演出愈来愈少”。

　　 她更乐意忙些实在的事情，“台北市立国乐团已定下来，今年十月我策划一场刘天华音乐会和学术讲座，把他的音乐和精神介绍到台湾，非常有意义”，还要帮着徐州的音乐朋友们策划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胡琴节《东方弦魂》，“义不容辞，恐怕自己也得去”。

　　 从闵惠芬怀中二胡的弦端升腾起壮美豪情的《长城随想》，接着又转为《赛马》那些充满生机的欢快音符，她的面孔也从豪爽悲壮中过渡至微笑，她眉眼和嘴角流淌出属于自己的特有笑意，令人们看到，她那坚如磐石的草根心，民族魂，动摇不了，始终如斯。

　　本报记者 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