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强：从教一生，踏乐而行

　　【人物思想】

　　“有中生无”就是要继续民族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突破和创新，创造出有中本无的东西。

　　【人物简介】

　　吴祖强：当代闻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现任中心音乐学院教授、博导、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国家交响乐团艺术顾问，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艺术顾问，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等。

　　吴祖强是当代中国音乐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之一。他的音乐创作形式多样，其中包括舞剧《鱼美人》乐曲（与杜鸣心合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乐曲（集体创作，主持并执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刘德海和王燕樵合作），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听松》、《良宵》三部曲等经典作品。

　　吴祖强坚持教学工作60年，为国家培育了大量专业音乐人才。编著的教科书《曲式与作品分析》荣获1987年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至今仍被各音乐院校广泛采用。2002年，领衔中心音乐学院作曲系5位中、老年教授获教育部颁发的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吴祖强著有《霞晖集》、《融汇集》、《七老八十集》等文集，发表的作品乐谱、评论文章、音像制品影响广泛。1999年起曾连任三届国际音乐理事会执行理事，2007年当选为音理会终身荣誉会员。

　　他是闻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他的许多作品融汇古今中外的音乐精髓，堪称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标志性成果。

　　他是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党组成员等要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国际性音乐活动。

　　如今，他以八旬高龄出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艺术顾问、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然而，这些身份和工作，对吴祖强来说，都是“兼职”。那么，什么才是他的本职呢？

　　在吴祖强雅致的家中，面对来访的记者，这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侃侃而谈。

　　学生是我最成功的作品

　　“随着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吴变为吴老，一种非常的心态油然而生，”望着客厅里嘀嗒的壁钟，吴祖强感叹道，“时代变迁，我们在专业上活跃的那个年代与现在是很不一样了。”

　　当得知记者是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80后”时，吴祖强将当代青年与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作了个比较，并嘱咐当代青年“一定要树立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具体环境比从前复杂得多，而接触多了，想法就杂，假如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方向，就会迷惘、彷徨。

　　回顾当年，吴祖强说：“我们那时候，国家安排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很简单，所谓自由艺术家的心态在那个年代并不明显，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因为一切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义不容辞……”

　　一段激情澎湃的奉献史，在吴祖强的娓娓道来中，显得平淡朴实，一切都自然而然。

　　195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吴祖强与李德伦、郭淑珍三人赴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1958年，吴祖强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到他的母校中心音乐学院（前身为南京国立音乐院），从此一直坚守在作曲教学第一线。

　　“国家把我们派出去的时候，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学习苏联老大哥音乐教育的经验，把他们的一切学到手。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对于选择从教作为毕生的事业，吴祖强没有丝毫犹豫。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祖强从中心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一名助教，逐步成长并走上院长岗位。其间，他还担任音乐界、文艺界的种种领导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祖强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年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创作委员会主任；1986年至1989年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1988年被选为文联执行副主席；1988年至今，已连续五届担任政协常委……

　　“这些事情我都做，但音乐教育是我的使命，教师是我的本职，其他的都是兼职。”吴祖强说。

　　吴祖强的人事关系始终放在中心音乐学院。很多人劝吴祖强把人事关系转到国家机关，待遇和级别都会更高，但他没有同意。在吴祖强看来，做官员很多人能胜任，但在音乐教育这一块上，别人代替不了他，“我学于斯，从教于斯，在专业上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从事音乐教育是他的诺言和使命，“在讲台上，我很安心，因为我没有白花国家的钱”。

　　吴祖强说：“授课、作曲、写文章是我业务活动的‘三个并举’，而其中，授课排在第一位。”坚持教学第一的信念，教师岗位上的吴祖强为中国的音乐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的学生如陈远林、张小夫、黄多、董葵，以及徐昌俊、范乃信、郝维亚、董立强、向民、刘湲、王宁等，如今已成为我国作曲界新生的中坚力量。孙亦林、郑秋枫、刘廷禹等一批早期的学生，已成为国内外乐坛成就斐然的作曲家。其中，美国密苏里大学终身特级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终身院士陈怡，被教育部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回忆起任教的岁月，吴祖强说：“教师是我最喜欢的头衔，学生是我最成功的作品。”

基本功绝对不能丢

　　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吴祖强作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日后的创新作品和音乐成就，无不与这段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1953年9月，吴祖强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习。那时候，研究生能够得到每月700卢布的生活补助，而大学生只有500卢布；假如直接攻读研究生，修学年限仅为3年。

　　当时的吴祖强已经从南京国立音乐院毕业，获得了学习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研究生课程的资格。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放弃研究生学员这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身份，转为大学生，重新学习大学课程。对此，吴祖强有深远的考虑。

　　吴祖强1947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随后学校迁往天津。在迁址、建校、调整、合并，以及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专业学习条件缺乏，教学受到严重干扰。算起来，仅有在南京的两年，吴祖强能够专注于专业学习，而其中还经历了淮海战争。

　　“在专业知识基础和独立研究能力方面，我还差得太远。”到了莫斯科，吴祖强发现那边的知识练习程度、专业教育模式与国内大不相同。他认为，假如这个时候直接进入研究生的学习，就难以得到系统的基础能力练习。于是，吴祖强作出了这个令他日后感到自豪的决定，在莫斯科扎扎实实地苦学了5年。

　　5年中，吴祖强把莫斯科全部专业音乐教育的过程都走了一遍，对于其中的每个环节都有细致的了解。5年中，他逐步把握了欧洲、俄罗斯深厚的创作理论和技巧，也创作了一大批成熟的作品。他创作的《C大调弦乐四重奏》，1956年由莫斯科音乐学院4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团演奏，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乐谱由苏联国家音乐出版社出版。

　　留苏阶段是吴祖强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从吴祖强的整个创作生涯来看，那个阶段也是他音乐创作的发端。音乐理论家王安国认为：“吴祖强先生的早期创作崭露了其创作才华及对欧洲作曲技术的深入把握。两乐章交响音画《在祖国大地上》及六乐章的康塔塔《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是他潜心进行艺术修炼的结晶，极具艺术分量。”

　　“基本功绝对不能丢，真正的好东西必须扎扎实实地学”，从切身经历中谛悟到的真理也成为了吴祖强教书育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小时候，看过堂弟在六叔的‘监视’之下，流着眼泪坐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练习钢琴小夜曲，流眼泪可以，停止练习是绝对不行的。”吴祖强的侄女吴霜从小就对严格的六叔吴祖强心有畏惧。当她在吴祖强的“敲打”和教导下走上音乐之路时，也曾暗暗叫苦。而当她成长为闻名歌唱家、回首往事之时，她在《我的六叔吴祖强》中深情地写道：“直到今天，我都感激六叔当时对我做的事，那使我受益无穷。”

　　现任中心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徐昌俊于1997年考取吴祖强的博士研究生。尽管当时的徐昌俊已经是有成就的作曲家了，但吴祖强对他的要求却从不放松。“做论文的时候，吴老经常主动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见他，一起讨论。”徐昌俊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题目，在吴祖强的指导下，他先搭结构，然后一块一块地做，“每次去吴老那里都完成一块，不知不觉中15万字的论文就成形了”。这篇博士论文获得了200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已经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继续传统，有中生无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根线，串起了吴祖强的生命年轮。小时候，这根线环绕在吴祖强的家中；长大后，它则隐现在吴祖强的创作里。

　　吴祖强1927年出生于北京东城金钩胡同一个布满传统文化氛围的大家庭。其父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国画大师吴瀛，他和夫人周琴绮共育有11个子女。小时候，吴祖强经常坐在小蒲团上听祖母读唐诗，听父亲说《古文观止》。他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搞文物，喜欢看古董，我经常跟着他逛；父亲作书画，喜欢舞文墨，我便在一旁研墨。”“研磨古墨香浮几，瓶插新花艳满堂”，在浓浓的墨香中，吴祖强自幼便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然而，吴祖强并没有如父亲所愿搞美术，而是出于爱好选择了踏乐而行的人生之旅。这其中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吴祖强4岁时，父亲的朋友将一架钢琴寄放在他家。有一天，二姐和三姐出门回来，听见有人在弹她们平时经常弹的小曲，一看，竟是从未学过钢琴的小祖强端了小板凳放在琴凳上，坐在上边弹钢琴。

　　原来，她们平常在家里弹琴，吴祖强就在一旁边听边学，不知不觉已经熟记于心。姐姐们连连称赞他有悟性，并从此开始教他弹钢琴。

　　吴祖强高中时，开始跟着私人老师补音乐课，家里没有钢琴，就去老师那里学和练，终于考上南京国立音乐院，从此走上音乐之路。

　　在这条路上，吴祖强的大哥——文学戏剧家吴祖光举足轻重。

　　“哥哥对我影响深远，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发现我有作曲方面的天赋，就请音乐家张定和盛家伦对我进行辅导，后来他又支持我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继续深造，可以说是在大哥的鼓励下，我在众多的爱好中最终选择了音乐。”吴祖强谈到他的大哥，内心布满感激。

　　音乐创作路上的吴祖强，在继续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融汇东西方文化中发展。他的这些创作理念，源于他对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热爱和尊重，以及在艺术创新路径上对“有中生无”观念的倡导。

　　“有”，即民族音乐遗产、中华传统文化；“无”，即前所未有之物，指创新的成果。所谓“有中生无”，就是要继续、保留并发展原有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突破和创新，创造出有中本无的东西。

　　由吴祖强担任音乐整体设计、主持创作并作为作曲者之一的舞剧《鱼美人》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就是在继续传统的基础上生发、创作，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响性享誉世界。1992年在“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评选活动中，这两部作品双双入选，成为百年舞剧音乐的经典之作。

　　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刘德海和王燕樵合作），大胆地结合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洋管弦乐器，并将二者融合得天衣无缝。

　　《二泉映月》原是民间艺人华彦钧创作的布满了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二胡曲，吴祖强将此曲改编为弦乐合奏的形式，使国内外的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团都能演奏，使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沿着《草原小姐妹》和《二泉映月》继续和发展传统、中西合璧的创作思路，吴祖强还相继改编了琵琶与管弦乐队音诗《春江花月夜》、二胡与管弦乐队《江河水》、弦乐合奏《听松》和《良宵》。

　　吴祖强的这些音乐作品，结合中西音乐技法表达民族情感，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度的思想内涵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民族的魂魄，至今常演不衰，成为音乐院校教学中和声应用、调性布局、曲体结构和配器技法等的经典范例。

　　规范是逻辑，不是条框

　　立足于“有”，创新生“无”。“有中生无”的思想在吴祖强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他说：“规范是逻辑，而不是条框。”

　　1958年，吴祖强在一对一指导8名作曲学生的同时，为作曲、音乐学、指挥3个专业的学生开设由他定名为“曲式与作品分析”的大班课。在“大跃进”年代，音乐理论教材短缺，吴祖强一边讲课，一边编写供上课用的教材。在结束4年大班教学任务之后，吴祖强完成了这部约25万字，包括321个中外作品谱例的《曲式与作品分析》书稿。

　　“与别的分析教材不同，我的教材注重规范和它在实际中的运用。”吴祖强将自己的思路和前苏联的传统相结合，既强调作曲的规范原则，又不拘泥于死的条框，而是将规范的逻辑灵活运用。吴祖强的学生、闻名旅美作曲家陈远林在学习中深有体会：“吴老师的书讲规范、讲谱例，却突破范式，拒绝呆板。”

　　《曲式与作品分析》于196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此后的40多年间，这本书作为国内音乐艺术院校及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主选教材，多次再版，出版发行量累计逾10万之多，成为音乐专业出版物中少有的畅销书。

　　在课堂上，吴祖强选取不同的作品进行分析，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音乐感受上升到音乐规范。吴祖强的学生、中心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现在还记得：“吴老师差不多每次上课都带着夫人郑丽琴老师一起来，每当分析完一首作品后，他就说：‘现在请郑丽琴同志给我们完整地演奏一遍。’”就这样，吴祖强指导学生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作曲家，以规范为逻辑，找出自己的路子来。他说：“各种乐曲，如奏鸣曲，有统一的规范，但海顿、莫扎特写出来的都不一样。”

　　在作曲专业教学中，吴祖强十分重视学生全面的艺术素养和把握传统作曲技巧的扎实基础，严谨规范与开放兼容并重，善于发现、保护、引导、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艺术个性。吴祖强说：“中外专业艺术教育都是师傅带徒弟，我继续了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加入新东西。”

　　“吴老师告诫我们，一个作曲家，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技术练习，然后在熟知自己民族的音乐语汇后，学会融合、贯通，乃至再创作。”在2007年5月吴祖强80大寿之际，他的学生郝维亚满怀敬重与感恩之情，回忆起大学二年级时，吴祖强对他们进行民歌改编作曲教学的情景。

　　从自己的学生，到所有从事音乐创作的青年，吴祖强都鼓励他们继续传统而又积极创新，遵循规范而又超越局限。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次举行了全国交响乐作曲比赛，参赛作品大多采用比较传统的风格。而其中也出现了诸如谭盾的《离骚》这样的同当时主流音乐不同的布满创意的新锐作品。在那个思想尚未开放、非主流作品难以获奖的年代里，吴祖强顶住多方压力，坚持授予富有新意的优秀作品鼓励奖，以激励年轻人在音乐创作上勇于创新和突破。

　　“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永远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心平气和、满怀热情和暖和地相互扶助。”吴祖强在音乐评论中写道。他认为，对于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新现象，都应该抱着乐观、支持、冷静、暖和的态度，对一切严厉认真的创作，都应该给予热情帮助。

　　东西融合，开放办学

　　在《吴祖强选集——融汇集》的扉页上，有吴祖强的“点题”之句：“尝试结合中外，探索融汇东西。”这既是吴祖强以个人和团队身份进行音乐创作、以教师身份开展音乐教育所坚持的重要理念，更是他以中心音乐学院治理者身份举办专业音乐教育、以文化界重要领导人身份推动我国音乐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1978年1月17日，吴祖强被正式任命为中心音乐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主管教学，两年后任副院长，1982年9月任院长，直到1988年9月卸任。这11年，中心音乐学院从“文革”造成的巨大伤痛中走出，逐渐建设成为今天国内唯一的一所国家重点艺术院校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际一流音乐学府。

　　“改革开放是我一贯的办学主张。”在吴祖强任内，学院试行院长负责制，领导干部选举、聘用、任期制；后勤及部分教辅部门试行企业化治理；教职工实行聘任合同制，取消平均主义的奖金分配办法；学生实行淘汰制，设立奖学金等。11年间，到学院访问、交流、讲学的外国闻名音乐家数以百计，小泽征尔、梅纽茵、斯特恩、帕瓦罗蒂等世界级音乐大师纷纷亲临学院指导教学，师生出国学习、访问、参加国际比赛和学术交流的人数比例，超出全院师生总数的50%以上，中心音乐学院在开放办学上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吴老以超出常人高度的眼光看问题，以宽广开放的胸怀做人做事，对所有有志于音乐事业的青年都尽力提携，无私帮扶。”1986年，徐昌俊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怀着初生牛犊的豪情北上求职，没想到却到处碰壁。在得知吴祖强主张“教师队伍建设要避免近亲繁殖”时，徐昌俊怀着渺茫的希望径直找到时任院长的吴祖强。研究徐昌俊的成绩单、作曲作品等材料后，吴祖强打破了南北两个音乐学院互相对立竞争、彼此隔离的陈规陋习，为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争取到了在中心音乐学院任教的机会。

　　从中国音乐界到世界音乐界，吴祖强以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音乐文化交流，推动中国的音乐文化、音乐教育向结合中外东西的方向发展。

　　在吴祖强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分工负责国际比赛工作期间，年轻的中国选手重新出现在中断了十多年的国际音乐比赛舞台上，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许多重要的国际比赛活动。1988年8月8日，吴祖强积极促成了海峡两岸作曲家在纽约的历史性聚会，这是海峡两岸音乐家在隔绝了40年后打破坚冰的第一次会晤，也是两岸文化界40年来的首次正式接触与交流。

　　作为中国音乐家的代表，吴祖强曾多次出国访问，并多次担任国际音乐比赛评委。从1999年起，吴祖强连任三届国际音乐理事会执行理事。他的出现，使这个由71个国家音乐理事会和50多个专业音乐组织组成的音乐界“国际奥委会”中又有了中国人的声音。

　　半个世纪的不解情结

　　在中国的首都，与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相邻的地方，一个占地面积11.8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1.75万平方米的独特壳体造型建筑物巍然屹立，这就是中国国家大剧院。

　　人们都说，大剧院是吴祖强解不开的情结，不仅如此，大剧院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解不开的情结。

　　国家大剧院早在1958年就有了规划，但在北京兴建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后，由于种种原因下马了。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作出指示，国家大剧院在条件具备后还要兴建。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剧院项目被重新提上了国家基本建设的议事日程。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曲折，这个项目一度受到质疑。吴祖强曾两次给总理写信，年年在政协大会上力陈大剧院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大剧院各项方案的选定实施。“偌大的中国首都，连一个像样的剧场都没有，作为艺术家，我的心里很不平衡。”吴祖强说。

　　1996年，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吴祖强以“国家大剧院工程该上马了”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发言材料被送到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手中。终于，1997年10月，中心政治局委托北京市筹建国家大剧院，1998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大剧院工程立项建设。2001年12月13日，国家大剧院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在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过程中，吴祖强从硬件到软件不断提出建议，甚至亲赴海外选购管风琴等设备。针对大剧院是非营利性经营还是营利性经营的争论，吴祖强提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明的象征，应定性为公益性文化设施。”2007年年初，在吴祖强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国家大剧院终于被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这就为大剧院今后保持国家最高艺术水准争取到了基本财政保障，也使大剧院得以顺利运转。

　　如今，国家大剧院逐步成为集演出、艺术教育、剧目创作、文化普及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艺术“航母”，秉承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的宗旨，以殿堂级的艺术水准，引领我国的演艺事业。

　　“大剧院提升了北京的艺术档次，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档次！”吴祖强的话语中饱含激情。

　　“我希望老百姓都能进大剧院；我们尽量提高中、低档票的比重，以便接待更多观众。”吴祖强说。目前，国家大剧院已陆续开设音乐普及讲座，组织观众俱乐部，定期开展活动，让广大公众享受专业的艺术表演，接受一流的艺术教育。

　　爱因斯坦说：“没有早期音乐教育，干什么事我都会一事无成。”发挥音乐教育对于个人、对于民族的教化作用，是国家大剧院的历史使命之一，也是作为音乐教育家的吴祖强深深的期待。（本版图片由吴祖强提供）

　　【采访手记】

　　初识吴老，是在他的音乐里。3月，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正在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2167个座位座无虚席。舞剧的音乐明朗、流畅、沁人心脾，在场的青年人、中年人，还有老人、小孩，无不沉醉其中。耳熟能详的旋律勾起了我沉淀的记忆——在收音机前欣赏那些乐曲的快乐时光。而我第一次知道，正是以吴老为首的中国音乐家们创作了这些经典音乐。

　　初遇吴老，是在国家大剧院。

　　红遍半边天的灿烂晚霞、身着浅色西服的吴老与风格清新而高雅的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构成一幅动人的画面。这是世界女音乐家大会开幕音乐会的现场，当陈怡中西合璧的器乐新作——大阮与管弦乐队《大地的讴歌》还在回响时，我走上前去跟通过电话但未曾谋面的吴老打招呼，他站起来、伸出手，笑脸满面……

　　初访吴老，是在春日的午后。

　　吴老的家整洁雅致，艺术的味道在空气里弥漫，其中不仅有琴韵、歌声，还有美术、雕刻、文学。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历史河流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如今，在吴老讲来，感觉却是如此地云淡风轻。在吴老朴素平和的语调中，记者听出了深邃的人生聪明和厚重的生命强音，正如他那些拨动心弦、触动心底的音乐带给人的震撼。

　　对吴老的采访，对我而言是一场神圣的精神洗礼。

　　我的朋友李铮是个民乐与交响乐爱好者。当得知我在采访吴老时，她激动地托我帮她索要一份签名。我于是问她：“你是崇拜吴老的作品，还是他这个人？”她告诉我，乐为心声，作品即人格，吴老的音乐里透露的乐观、坚定、责任感，他继续传统、融合古今东西的创作风格，正是他内在品格的折射。这正如歌德所说：音乐家必须不断地反身自省，培养自己最内在的东西，以便使它转向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