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仁平访谈录

　　访谈时间：2010年12月5日

　　谌强(《光明日报》主任记者)：钱老师，两年多来，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的“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研究”取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与此同时，隶属图书馆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中国新音乐年鉴》(2009卷)的编辑工作也已接近尾声。请问：当初是如何考虑到要开展这两个项目的?

　　钱仁平(《中国新音乐年鉴》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作曲系教授)：我是2008年秋天才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岗位上调回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与作曲系教授岗位的。之所以构思、酝酿、实施这两个项目，最初，与我个人思考如何更好地将专业研究取向(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特别是有关中国现当代作曲家的研究与相关音乐评论工作)与全新的行政管理需要(音乐图书馆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密切关联。后来，2009年11月25日，在天津音乐学院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馆长工作会议上，我代表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作了《音乐图书馆：及其博物馆、信息馆、咖啡馆式变奏》的主题发言，与全国各艺术高校的专家同仁们探讨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专业音乐图书馆建设问题。提倡：“专业音乐图书馆，应该做好大踏步向集博物馆、信息馆、咖啡馆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体转型的准备。”强调：图书馆既要“处理信息”，承担对海量信息的导航、分类责任，提高文献、情报服务工作的效率;又要“创造信息”等等。这篇短文后来发表在《音乐周报》与《图书馆报》上，引起了图书馆界和音乐界的广泛关注与赞同。此时，这两个项目已经全面展开并且进展顺利。你们《光明日报》和沪上《新民晚报》等媒体也对该项目进行了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与热情鼓励。2010年11月7日、9日与12月4日，我先后在福州“海峡两岸作曲家创作研讨会”，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作曲系以及中央音乐学院 “2010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专业委员会常务馆馆长工作会议”上，就这两个项目的策划、目标与进展等方面的情况，作以《加强特色文献建设 促进音乐学科发展》为题的专题发言与学术讲座。此时，这两个项目的目标与理想已经清晰。

　　谌强：请先具体谈谈启动“手稿项目”的思路。

　　钱仁平：首先，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专业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在83年的发展历程中，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典藏了不少这些经典作品的手稿，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首弦乐四重奏萧友梅先生的《小夜曲》、中国第一首交响音乐作品黄自先生的《怀旧》、中国第一首小提琴作品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行路难》以及风行世界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何占豪、陈钢先生的《梁祝》等等。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新音乐的发展与壮大，音乐理论家、音乐图书馆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老馆长朱建先生也主动邀约、典藏了一批中国新音乐的手稿。第三，时下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正处于新、旧馆舍的过渡时期，学院领导也希望我能在这段时间内加强图书馆内涵建设、特色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学院乃至全国的专业音乐教学与研究。第四，随着电脑制谱的日益普及，手稿这种能够直观反映作曲家音乐创作技术修改轨迹乃至心路发展历程的特种文献将会越发稀少。基于此，在上海音乐学院领导、上音校友特别是众多音乐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在2008年底全面启动了“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研究”项目。

　　谌强：目前“手稿项目”进展如何?

　　钱仁平：两年来，我们已经典藏了高为杰、杨立青、何训田、徐孟东、瞿小松、贾达群、许舒亚、杨青、彭志敏、范则明、刘健、曹光平、张大龙、曾叶发、赵光、房晓敏、胡晓、邹向平、施子伟、崔新、徐坚强、张旭儒、尹明五、陈强斌、周雪石、林育、尹铁良、陈明志、秦文琛、赵曦等近50位作曲家的近300份手稿。其中，谢功成、郭祖荣、钟信明、赵晓生、储望华等诸位先生几乎捐赠了他们的全部手稿!2009年暑假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投资近100万元为“特藏室”配备了恒温恒湿设备，将“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与发展中心”进行了整修，专供手稿的典藏与研究之用，确保手稿文献的安全保存与妥善研究。

　　谌强：目前“手稿项目”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钱仁平：“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研究”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宏大的工程。目前我们除了继续积极开展征集与典藏外，已经开始认真学习、审慎借鉴国际先进数字化保存的学术理念、技术标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数位典藏中心、台北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合作，研讨、制定既便于信息交流、科学管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保存标准。策划、筹备“华人作曲家手稿”国内、国际巡展与研讨等项目。就手稿个案研究而言，我们已经完成了与国家图书馆比对谭小麟先生手稿典藏状况的调查;在2010年11月下旬，配合上海音乐学院“纪念蔡元培、萧友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开展了初步的手稿研究与展览活动。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还将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艺术管理系、音乐工程系、数字媒体中心等部门学术资源合作，构思、创建音乐文献科技与管理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

　　谌强：请再具体谈谈《中国新音乐年鉴》的情况。

　　钱仁平：20世纪80年代，北京中国音乐研究所开始编撰《中国音乐年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国现当代音乐文献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音乐学及其研究领域概述全面。当然，中国音乐的涉及面非常宽泛，任何一本年鉴都难概括全面。另一方面，无论中外，有关现当代音乐创作的研究，又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学术困境：如何在分析评论与历史定位之间考量?分析评论难免“个性”，历史定位过于“草率”。于是，我觉得以“年鉴”记录的方式切入，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这个想法其实酝酿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工作之后，觉得这是音乐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之一，于是从前年开始广泛调研，并得到上海音乐学院领导，以及作曲与作曲技术领域诸位前辈与同行们的热烈响应与大力支持，从2009年开始启动《中国新音乐年鉴》的编撰工作。这里要特别感谢周文中先生抱病为《中国新音乐年鉴》撰写刊名并出任顾问。希望这本以音乐创作为中心内容的年鉴，可以成为《中国音乐年鉴》有力的补充文献之一种。

　　谌强：《中国新音乐年鉴》为什么从2009卷开始做起?

　　钱仁平：一方面是做这个年鉴的时机也确实到了;另一方面，是2009年恰逢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选择这个年份作为志存高远的《中国新音乐年鉴》编撰、出版工作的开端，有着“30年后从头越”或者“60年后从头越”乃至“90年后从头越”的意味，也以此来祝愿我们国家专业音乐创作不断取得更好更大的成绩。

　　谌强：《中国新音乐年鉴》包括那些栏目?

　　钱仁平：尽管也参考了国内其他门类年鉴以及国际上音乐专业年鉴的一些做法，但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做，还处于摸索实践、积累经验的初始阶段，加之经费、人手、水平以及时间等方面的局促，所以，即将出版的2009卷还比较简洁，主要包括：“年度创作”、“重大项目”、“专题访谈”以及“文献综述”四个板块。起初规划中的“年度人物”、“年度作品”、“年度音乐会”、“年度唱片”、“年度理论著作”等栏目都暂时搁置，以待将来。鉴于目前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主要阵地还是在音乐学院，所以“年度创作”栏目主要以各大音乐学院为主，并约稿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作曲家的音乐创作年度综述。当然，各艺术学院、师范大学、综合大学的音乐院系，各地文化主管部门与音协，部分自由作曲家以及部分城市文化建设项目等等也对音乐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部分内容，也将会在今后的年鉴编撰中，以合适的方式编入。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新音乐年鉴》的照片部分除了注明外，都是文章作者及相关单位提供的。很显然，《中国新音乐年鉴》作为一个初生儿，还存在挂一漏万等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期待着专家学者与各位读者们批评指正。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努力编撰好《中国新音乐年鉴》，为中国音乐创作事业、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谌强：谢谢钱老师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问。

　　钱仁平：不客气，以后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