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关于民族声乐发展的几点思考(一)

　　民族声乐是运用民族语言和民族审美来表现民族的音乐风格，是表达民族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民族声乐在“继承”和“借鉴”的天平上已出现了明显的倾斜，很多歌手盲目地“借鉴”和模仿，从而形成了中西混杂、非中非西的演唱模式，民族声乐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虽然不断运动，但却原地踏步、裹足不前。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广泛而深刻的，笔者以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民族音乐理论的边缘化阻碍着民族声乐的民族性发展

　　自“学堂乐歌”始，欧洲音乐在音乐教育和城市音乐文化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音乐教育中，几乎都是沿用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民族民间音乐课程根本得不到重视。重彼必轻此，对欧洲音乐体系的推崇使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逐渐被边缘化。

　　七十多年前，著名音乐家王光祈先生指出:“中国虽万事落后于他人之后，但音乐理论一项，由于在历史上倍受重视，学者辈出，成绩卓著，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无愧色。”:中国音乐理论与西方音乐理论固然有十分相近的地方，如都有7个基本音级、12个律位，节奏节拍亦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许多传统特色突出的地方，西方音乐理论是无法体现的。譬如，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各种乐谱对演唱和演奏者留有的余地比西方古典音乐要大得多，“死曲活唱”、“死谱活奏”、“框格在曲，色泽在唱”、“移步不换形”等说法都表明中国传统音乐中对作品的二度创作要求是非常高的，相对于西方音乐的“按谱演唱”给演唱和演奏者发挥艺术才能、展现艺术个性、表现艺术情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味的遵循西方封闭的、规范的“按谱演唱”，必将抹杀我国传统音乐的精华。再如，我国传统声乐中的一些特色唱奏技巧(如“花音”、“苦音”、“噢音”、“摇声”等)、少数民族演唱技巧(如蒙古族的“诺古拉”、“呼麦”、新疆的“木卡姆”、侗族的大歌等)以及诸多的传统民歌、戏曲的润腔方式是西方音乐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的。

　　所以，要使民族声乐得到更大的发展，要使民族声乐的“四性”(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中的民族性永不褪色，就必须建立起和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夯实民族音乐理论的根基，充分挖掘其中的优秀因子，让民族声乐焕发时代的活力。

　　2.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式微弱化了民族声乐发展的基础

　　民歌不仅为戏曲、曲艺、器乐、民间歌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还是我国民族声乐的源头和生存的土壤。民歌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独到的演唱形式和发声方法(中国音乐学院张佩吉教授将它总结为“真假放收摇擞颤、滑甩花舌顿夯泛”)对我国民族声乐技巧的形成、风格的凸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民歌还是我国的民族声乐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很多流传广泛的歌剧拔萃曲、歌曲都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如，《洪湖水浪打浪》就是以《襄河谣》为基础，《北风吹》就是以《小白菜》为基础，《红头绳》就是以《捡麦秆》为基础，等等。

　　然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音乐文化的人侵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有千百年根基的民歌也未能幸免。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交替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崇拜，国人对大量涌人的西方音乐倍加青睐，趋之若鹜，民族声乐也走上了向西方声乐借鉴、找寻所谓“科学性”的时代。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向也使我国的民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二者交夹之下，传统民歌艺术的生存陷人危机，民歌正在逐步远离人们的视野，成为昂扬的现代化进行曲中的“杂音”。民族音乐家田青悲观地说“现代化对民间歌曲的冲击比十年浩劫还要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华民族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