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看明代音乐史料钩沉

　　【摘要】公元1419～1422年，沙哈鲁派遣了一个由约5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访问中国，该使团在北京驻留时间达5个月。随团有使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该团沿途风土人情及中国明朝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等诸多繁荣景象。代表团中画家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被委派随团记录其行程日志，它成为此时期中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本文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为依据，文章从三个方面：迎接礼仪、从灯节和互相馈礼及其他音乐现象的钩沉，简要地剖析了中国在明代初期的音乐文化发展状况。

　　【关键词】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中国音乐史 明代宫廷音乐

　　引 言

　　在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至明朝，政府仍然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航海家郑和曾在公元1405～1433年间，先后访问30余个国家，其船队曾在伊朗南部忽鲁谟斯港(现阿拔斯港)停留。与之呼应的是，帖木尔王朝(帖木儿王朝<公元1370～1506年>，指突厥的蒙古人帖木儿<又译铁木尔>于1370年开创的一个超级大国，鼎盛时期其疆域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大帝国包括今天格鲁吉亚一直到印度的西亚、中亚、和南亚，1506年亡于突厥的乌兹别克部落。)于明初年间，多次派出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其间最富代表性的是公元1429年，帖木儿的儿子沙哈鲁(即帖木儿的第四子)派出的友好访华团 。

　　公元1419～1422年，沙哈鲁派遣了一个由约5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访问中国，该使团在北京驻留时间达5个月。随团有使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该团沿途风土人情及中国明朝的政治、经济、人物、风俗等诸多繁荣景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中一个重要人物即画家火者?盖耶速丁?纳哈昔，被委派随团记录其行程日志。盖耶速丁是宫廷画家和文学家，他忠实而出色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为后人留下一部重要的史录(即《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它成为此时期中亚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

　　一、从迎接礼仪看明代宫廷音乐钩沉

　　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沙哈鲁所派使节沙的?火者一行离开了首都哈烈城(今阿富汗赫拉特)，于公元1420年7月11日抵达吐鲁番，在喀喇和卓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接着他们开始向柯模里(今哈密)进发，于8月14日到达终点北京城。沙哈鲁使团队伍庞大，历时年余，跋涉一万多里，并有人专门将沿途所过地方的见闻、民俗、地理加以记述，使得来往的使节们看到了中国这个国度的风貌，其中不乏音乐的记载。

　　据《明史?乐志卷》(卷61-63)记载，“古先圣王，治顶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志协……”早在洪武(即明太祖朱元璋在位)年间，在朝贺的仪式上就设有大规模的乐队，诸如文字“洪武元年定殿内侑食乐……洪武三年，定丹陛大乐……的记载，而在永乐十八年，又有“北京郊庙成(即郊庙音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以上见《明史》卷六十一P.1003-1005)等关于乐队规模与改制的描述，这与沙哈鲁遣使中国之时与明初宫廷乐队改制与发展的时间不谋而合(公元1403～1424为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因此，沙哈鲁的使节正好感受到了中国宫廷音乐在明初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在礼乐上，他们领略了中国的乐队和杂技演员在仪仗音乐和宴飨音乐上的独特魅力。例如，《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以下简称《沙哈鲁》)中曾记载：“当天大亮时，那些在走廊中等候皇帝出来和登位的人，开始擂动大小鼓、吹打喇叭、铙钹、笛子和海螺……。(详见P.124)(通常情况下，皇帝上朝处理国事时出入只有中国官员按官职级别尾随，只有在迎接国内外重要使者的时才加以仪仗乐队，并长时间、大规模地进行表演。)这些有关仪仗音乐的开始的记载是有根据的。从《沙哈鲁》中描述可以看出，中国皇帝用来迎接他们的仪仗音乐应该是《卤簿大乐》和由一个24人组成的《丹陛大乐》的音乐形式，《卤簿大乐》是边行边奏的器乐，是用龙鼓、画角、大铜角、小铜角，金、钲、龙笛、杖鼓、拍板等乐器，而《丹陛大乐》是用大鼓、方响、云锣和管等四种乐器站立着演奏的【1】 。

　　又如，《沙哈鲁》中记载，皇帝曾于祖勒希扎月9日(即公元1420年12月15日)宴请使者们聚会，这便使得沙哈鲁的使节们看到了明初的宴飨音乐。书中(详见P.129-131页)这样描述;“皇帝的御座旁，大殿窗子的正前面，摆着一面大鼓，同时有个人坐在高椅上，他旁边是拥有各类乐器的乐队……再有一支歌手与乐手并排着……每当向皇帝进食和献酒时，乐队突然演奏……皇帝登座后，使臣们被导至御座旁，奉命跪拜，下拜五次，招呼他们入席………演员开始表演他们的杂技，随着中国音乐的节拍开始跳舞，两个十龄童子在木板上翻跟斗，表演各种杂技技巧……”这些体现了杂技演员和乐队演员为沙哈鲁使节们带来的艺术展示。据《明史?乐志卷》记载：“其大宴飨，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五杂队于殿下。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第二爵，奏皇风之曲……第三爵，奏皇明之曲，抚安四夷之舞……第九爵，奏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见《明史》卷六十一P.1006-1007)以上记载向我们呈现出了明初皇室宴飨音乐的繁缛恢弘的场面。

　　明代的仪仗音乐中，宴飨音乐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皇帝出入时奏《中和乐》、臣工行奏《丹陛乐》、侑食奏《清乐》、巡酒奏《庆龙乐舞》……【2】 ,而《沙哈鲁》一书所提及的音乐应是上述音乐的综合形式，并在宴会上逐一表现出来。同时，明初宫廷的司礼官在宴会上负责敬酒并献花。沙哈鲁的使节们在中国的时间里曾几次被款以公宴招待，受到很大的尊敬，每次设宴时，演员都表演和前几次宴席上很不相同的艺术，礼节也比原来隆重。

　　总体来说，明代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宫廷音乐，其音乐分为郊庙、朝贺和宴飨三类，均为统治阶级为政治活动而设，郊庙中包括祭天地、太社、太稷、先农、孔子、历代帝王等;朝贺中包括皇帝生日、正旦、等节日时节;宴飨分为大宴、中宴、小宴以及常宴等 【3】，规模庞大。统治阶级的朝政与生活息息相关。

　　二、从灯节和互相馈礼看有关明代音乐风俗钩沉

　　“本月10日为灯节，除谋杀犯外，一切囚犯和罪人，以及那些逋欠政府赋税者，均得到赦免，三年不遣使任何国家。”“正是由于皇帝的特赦，使得这道赦旨在颁布之后“大殿下整个随铜鼓和大鼓一起演奏……”(见P.135)同时，皇帝也派人将沙哈鲁的遣使们从驿馆中们召集起来，宴请大臣和使节们度过元旦和灯节。明代，永乐年间曾下令自正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百官放假，民间放灯，男女老少出门赏灯，歌舞达旦，称闹元宵。【1】这与《沙哈鲁》使者的记载是比较相符的。

　　在明代，利用节日和节气的机会，常常有许多民间杂技在这些活动中出现。灯节中设有‘灯市’，艺人们常在此表演各种杂耍，同时乐人开始表演弦索乐，活动大约要持续七天七夜。由于杂技艺人主要是在民间进行演出，而相对较少的在宫廷演出，所以，即便都是杂技演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不平衡的发展。正是由于“灯节”等节日皇帝的特赦，使得类似于“跑马卖解”(跑马卖解是指杂技艺人以家庭、师徒为基础，进行表演班子的一种演出)和“厅堂演出”(常指杂技艺人在官宦、富豪之家进行卖艺)成为音乐风俗的最好体现。因此这些音乐风俗和形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明代各城乡的音乐活动也十分活跃，乐器种类日趋增加，为民间器乐合奏的兴起作了重要贮备，这些音乐是随着各类社会风俗影响下演变发展的。但是这种民间的音乐形式和音乐风俗并没有体现在沙哈鲁一行来中国的行程之中，因此他们欣赏到的更多的是明代宫廷音乐。

　　互相赠礼是使节访问的重要环节。伊朗使节赠送中国皇帝的主要礼品是马。波斯马在中国早已闻名，中国皇帝喜欢波斯马，多方搜求，甚至派人到伊朗去买。据盖耶速丁记载，明成祖对赠送的波斯马甚感兴趣，亲自轮换试骑;而中国皇帝对伊朗使团珍贵礼品波斯马的回赠，是一种独特的鹰。这看似与音乐关系不大，其实不然。

　　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民俗与物产是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的一个环节，东道主国家的实力也必须在两国访问时得到展示，这样才有两国交流的可能。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得到认可，那么被访国也就不能达到对外交流的目的，特别是沙哈鲁使节来华，中国皇帝最喜欢的就是波斯马，这也是皇帝在接见使节来华的事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2】因此，在互相馈礼的过程中(能体现在音乐上的)便少不了文化接待上的展示，中国皇帝之所以利用一切与外国官员相处的机会展示中国文化，是因为皇帝知晓只有双方在精神文化上得到认可了，才可以促进两国互相的物质文化上的交往和来使的目的。

　　据《沙哈鲁》文记载：“拉比一月八日(1421年3月13日)，算端沙和巴合失?蔑力克得到中国皇帝的召见，赐给他叫做赏赐的东西(即皇帝收到使者进贡马匹之后的回礼，包括银两、锦缎、丝绒等，在此之后，明朝对来华使臣的赏赐渐渐形成制度【3】)…………在此之后，使臣们在18日倍受召见中国的皇太子朱高炽(即明仁宗)之时，皇太子以仪仗之乐再次宴请他们用膳以示感谢，这也就使得民俗物产的互赠得到了印证并促成了两国物质文化交流。

　　三、从《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看有关明代其他音乐现象钩沉

　　在明代宫廷生活中，帝王嫔妃们常在宫廷娱乐中引进一些民间技艺从而丰富宫廷文化生活，沙哈鲁的使者们在宫廷的活动时间里也看到了区别于之前繁缛隆重的音乐的另一种文艺形式。“随着一个人卧在地上，抬起双脚，脚掌上放几根长的竹竿，同时，另一个人用手把整个杆子扶住，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爬到每根为七腕尺长的这些竹竿顶上，在上面表演种种技巧，最后把竹竿一根根都扔掉，直至抵达最后一根，在它顶上翻筋斗，表演很多动作。”(见P.131)这是一段《沙哈鲁》中记载的文字，通过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到有关明代娱乐性宫廷音乐的记载。

　　“娱乐性音乐主要是在宴飨中使用次数最为集中的音乐体裁，同时也是较其它类型音乐具有欣赏价值的音乐之一，它包括百戏、杂技、歌唱、舞蹈、器乐独奏和合奏等。”【4】百戏是我国古代乐舞、杂技表演的总称，上至夏商，下至元明，受到历代帝王的喜爱，因此，在沙哈鲁使节来中国的时间里也能欣赏到新鲜活泼地宫廷娱乐性音乐。

　　众所周知，元代以后，宫廷音乐继续发展，百戏等姊妹艺术的发展更为全面，民间舞蹈、杂技广为流传，在盛大的宫廷宴飨和日常演出中，也能常常见到百戏的表演，这样不仅丰富了宫廷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也使得民间音乐在某些程度上渗透到宫廷音乐表演中，而且能在国内外重大交流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起到应有的作用。

　　明代宫廷音乐中，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音乐，据《续文献通考》【5】记载，明代永乐年间，在《抚安四夷之舞》(《明史》卷六十三，志第三十九 乐三，曲名为《小将军》、《殿前欢》、《庆新年》、《过门子》)后，要表演《高丽舞》、《北番舞》和《回回舞》等乐舞，这些少数民族乐舞及国外乐舞有时在宫廷乐舞中演出，颇受人们喜爱。其中，表演四夷之舞的乐器有羌笛、箜篌、头管、琵琶、胡琴等。以上这些音乐形式在《沙哈鲁》一书中可以找到痕迹：

　　“吹笛的人则用手在笛上，另一只手的指头按在另一个人的长笛孔上，而长笛手口吹长笛，手拿响板，这样他们和谐地吹奏，没有一个人走调……”(见P.131)笔者认为，四夷之乐之所以在宫廷内演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统治者夸耀其功、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也可能主要是外国及外族音乐文化和华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在历经5个月后，1421年5月沙哈鲁使团离开北京回国;1422年8月回到哈烈。前后历时两年零10个月。中国明代与中亚帖木儿帝国(1370-1506)同为14世纪后期15世纪的亚洲大国，双方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两国接待使臣的礼仪过程，不仅表明丝绸之路使得国际之间的往来礼仪已形成一些礼节和惯例，也充分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各自的文化特色，尤其是通过两国使臣的礼仪实践，让使臣对其访问国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进而在双方深入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习俗，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推动其文化交流。

　　结 论

　　明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为横线，纵观明代音乐钩沉，涉及有关宫廷音乐、音乐风俗和音乐现象等各个方面，尽可能详尽地为读者展示明代音乐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一部分存在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相比较于明朝陈诚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和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两部大著作(均为中外关系史名著)，它更为短小精悍并更细腻地进行阐述，对于其他著作涉及不到的地方有所补充，让人们留意到某些(主要是指音乐文化上)不曾深入探讨的地方，同时也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窗口和引导，但因笔者能力所限，在某些特点的研究上还很不够，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发现和思考。

　　附录：

　　本文是以何高济的中文译本作为阅读参考，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一书分为中译者和英译者两个版本的序言(两个版本的序言均在中译本中出现)，在此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关于中译者的前言：明永乐年间，承租住地和波斯国王沙哈鲁之间相互遣使，是中国和伊朗、阿富汗友好交往史中的一段佳话。双方的历史文献对这个时期的使节，都留下较丰富的记载。《明史》记载了这个时期的波斯使节，共有九次，《明实录》则多出十七年的一次。波斯史学家阿伯特拉柴克也记录了成祖遣往波斯帝国都城哈烈的使节。

　　其次，关于英译者的序言：英译者序言中分为哈菲兹阿布鲁传略和出使中国的使节两部分。其中，失哈不丁?阿不都剌?本?鲁特甫喇?咔瓦菲是沙哈鲁宫廷中一名优秀的史学家，他曾旅行四方，追随帖木儿多次出征。另外，波斯帖木儿朝最伟大的统治者，米尔咱?沙哈鲁也是自古以来主宰波斯帝国命运的最开明的君王之一。在其他种种独特的事件中，已知的是，在他统治期间，他曾向同时期的统治者遣派重要的政治使节。

　　由于条件和出版限制，目前读者仅能阅读到中译本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因此，本书对于国外学者的译本也许还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出入，今后如果条件允许，笔者会结合国外的原版著作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做出更加深刻的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 译 中华书局 2002年12月第一版

　　[2]、《明史?卷49-100》 【清】张廷玉 等撰 中华书局

　　[3]、《明代文化研究》 南炳文 何孝荣 著 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

　　[4]、《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杨荫浏 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年第四版

　　[5]、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明代宫廷音乐》吕雅莉 中央音乐学院2003级硕士

　　[6]、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明成祖至孝宗时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一文 张文德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期

　　[7]、《中国古代礼俗》王炜民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7月第三版

　　[8]、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中亚帖木儿的来华使臣》 张文德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西域研究》2002年第二期

　　【1】 见《中国古代礼俗》 王炜民 著 商务印书馆 2006年7月第三版

　　【2】见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明成祖至孝宗时对帖木儿王朝的外交政策》一文 张文德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四

　　【3】见《中亚帖木儿的来华使臣》一文 张文德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西域研究》2002年第二期

　　【4】见 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 《明代宫廷音乐》一文 吕雅莉 中央音乐学院2003级硕士

　　【5】《文献通考》的续编。明代王圻撰。现代出版社 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