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聂耳 跨越77年的记忆

　　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下午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吞殁。77年来，中国人民每逢聂耳诞生日和逝世日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 魂归故里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吞殁。聂耳逝世后，其骨灰由挚友张天虚、郑子平送回祖国上海，后由其胞兄接运回昆。1937年10月1日由文化名人刘一斋、楚图南、杨一波、徐继祖、徐嘉瑞、林志音和其胞兄聂子明、聂叙伦等葬于西山华亭寺前的公路上侧，竖立徐嘉瑞撰制的《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墓碑，1954年人民政府重修时改竖郭沫若撰制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

　　1935年夏末，张天虚(左一)、郑子平(抱骨灰盒者)将聂耳的骨灰送回祖国。离日前在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留影。

　　历时29年，重修聂耳墓

　　丁学仁

　　1985年 墓园升级

　　1985年，在聂耳逝世50周年之际，昆明市人民政府将聂耳墓园重新设计建设——墓地平面犹如一把弹拨乐器，寓意着一个伟大民族永不消逝的音符;墓前安放着雕刻精致的云南山茶花汉白玉花圈，象征云南人民对聂耳永远的怀念。

　　1973年，我受昆明市委、市政府之命为聂耳墓寻选新墓地，并参与迁葬、重建、完善等工作，前后历时29年，倍感光荣。现将这一工程的始末据实写出，以志不忘。

　　寻选新墓地

　　1973年3月，由于聂耳墓园地面狭小，墓前紧靠的公路坡陡弯急，不能适应广大群众瞻仰及拜谒活动，昆明市人民政府决定迁建聂耳墓。受命之后，我即邀请了魏汝昌、王承周、文大华等同事在城区外围踏看了许多地点，最后在太华寺与龙门之间的停车场上面发现一块坡度平缓、林木疏朗的山地，地块四周全是高大的苍松翠柏，距公路停车场约七八十米，是踏看过的佼佼者。我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当即示知西山公园一定要管好，不得另作他用。

　　随后，昆明市设计院派员到西山测量地形和设计图纸，约10天后就设计出两个方案，工程概算是12万或18万元。因资金问题，聂耳墓园迁葬重修搁浅了。然而，此事已列入了市委工作的议事日程，为今后的重建跨出了第一步。

　　1935年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聂耳追悼大会。

　　《新华日报》刊登的纪念聂耳逝世三周年专辑。

　　1938年7月17日，昆明民众举行聂耳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

　　1980年，我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日本藤泽市市长、聂耳纪念碑保存会会长叶山峻率领友好访问团将在5月份访问昆明并瞻仰聂耳墓;二是该地块拟建对越自卫反击战烈士纪念碑。我深感事不宜迟，立即向上级汇报。

　　领导指导，请设计院重新设计一份规模小花钱少的方案。一周后，我拿到了方案图纸和4万元工程概算。新的设计图中，聂耳墓地平面如一把弹拨乐器。墓在琴头，台阶花池是琴把，平台为琴身，两条道路从林间登上墓地。朴素大方，有音乐家墓地的特色。3月24日，省政府批复：“同意省文化局所提方案。”

　　搬迁工程所需的4万元经费，由文化宫出1万元。省政府、省文化局拨l万元。财政局拨2万元。

　　1980年4月5日，新的墓园破土动工，聂耳的胞兄聂子明，聂叙伦及夫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及西山公园负责人参加了动工仪式。聂耳的家人向我们介绍了聂耳逝世后的情况：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下午在日本藤泽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吞殁，18日寻获上岸，经中国留日学生冀林辨认火化其遗体，骨灰装入日本瓷罐，又放入一个木盒内寄存一日本存放骨灰处，不久即由张鹤(字天虚)等护送回上海。1936年由聂叙伦赴上海接回昆明。可惜瓷罐已破损，就将骨灰用红绸包裹改放入自己药店装中药的瓷罐内，骨灰约比罐口浅三寸，罐上用红漆写有青年音乐家聂耳遗骸等字样。1937年10月1日葬于西山高山尧后面山坡上。葬时连破瓷片和木盒也随骨灰罐一并放入墓室内。

　　5月13日，聂耳墓园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我和省文化局的胡振东将聂耳骨灰放人墓室，然后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封上顶盖，并重竖郭沫若撰书的墓碑。

　　1937年，聂耳的哥哥聂叙伦从上海接回了聂耳的骨灰。10月1日，聂耳骨灰安葬于昆明西山美人峰下。

　　聂耳墓工程是市委、市政府从1973年起确定的工程。根据分期建成的部署，1983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与省建筑学会联名向在昆各设计单位征集聂耳墓设计方案，因未评出一等奖，省设计院综合出了一份最佳方案：墓地平面犹如一把弹拨乐器;公路边有两条道路登上犹如琴头的平台，中间拟塑聂耳像，塑像立于寓意七个音阶的七级花坛上面，像后是犹如琴把的绿化带，两侧可登上似是琴身的圆形墓地。墓恰在发音孔处，为低矮圆形，后置似谱纸的弧形墓碑，以镌刻碑名和墓志铭。墓后是四块高矮不同的似回音壁的屏风墙。墓地用三种颜色的石块以墓为圆心铺成犹如音波也似唱片的圆圈，寓意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永远高奏，响彻环宇。墓地右前侧于林隙处建盖似云南民居建筑且具有接待、陈列、休息功能的附属建筑。上述构筑，建筑占地约3亩，约需投资16万元，连同周围共约占地7亩。

　　市政府随后指示，整个工程一定要在1985年6月底前竣工，以保证7月中旬举行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的活动。

　　50周年祭

　　1985年7月17日，聂耳逝世50周年暨第二期工程竣工和聂耳像揭幕的仪式举行。中央、省市党政领导和日本外宾进入接待室叙谈，参观名人题词书画，参加活动的各界人士约200余人，众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在现场采访。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覆盖在墓上的大幅红丝绒被缓缓揭下，露出墓碑上金光灿灿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几个大字和用山茶花造型雕制而成的汉白玉花圈……

　　揭墓式后不久，聂耳墓被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8年1月，国务院又将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月共青团中共又给墓地挂上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的铜牌。

　　墓园再升级

　　为迎接1992年2月在昆明举办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昆明市人民政府决定把聂耳墓第三期工程列入艺术节工程。工程包括屏风墙浮雕和陈列室两项，尤其是浮雕工程难度相当大。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全长45米，总面积150平米，人物共96人，其中高浮雕亦即半圆雕达8人之多的大型浮雕，终于在12月31日前完成。

　　聂耳墓从选择墓地、搬迁、重修、完善前后持续29年。

　　采访手记

　　讲述是一份责任

　　34年前，他受命主持聂耳墓的搬迁工作。从墓地的选址、设计方案的征集、施工经费的筹措，甚至是浮雕屏风上一个工农兵形象的设计，都全权参与其中。

　　如今，已经86岁高龄的丁学仁只有借助拐杖才能缓慢行走，耳朵不灵敏了，一副银边老花镜，却挡不住老人目光里满腹的学识，爬满皱纹的脸则显得祥和而慈爱。

　　尽管年事已高，但谈起修建聂耳墓那段经历，丁学仁却倒背如流。对于记者的提问，丁学仁总是认真思考后用心作答，讲到精彩之处，甚至还起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柜前翻出相册，指着照片激动地对我说：“这就是当年的情景!”

　　一张张老照片，写满了丁学仁和聂耳墓的故事。曾任职于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担任“重修聂耳墓”小组秘书的他，看图纸、上北京、下工厂，从1973年到2001年，为重修聂耳墓一事奔走了近30年，费了不少心血。

　　“在聂耳诞辰百年之际，作为重修聂耳墓的亲历者，我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云南人了解聂耳及聂耳墓背后的故事。”丁学仁说。(实习记者朱小旅)

　　突击7个月，“红色聂耳”诞生

　　2012年 百年纪念

　　在聂耳23年的短暂生命中，有18年生活在昆明，他学习、生长、才智起源于昆明，他非凡的艺术天分和高超的艺术造诣铸就于昆明。在聂耳诞辰100周年之际，《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在昆明诞生——这是聂耳18年“昆明记忆”的第一次全面展现;42万字聂耳日记的第一次完整呈现;20余幅从未面世的珍贵图片第一次对外公开……

　　2012年7月15日，《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在昆明诞生。

　　从筹划到面世，这部“红色聂耳”大型画传只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

　　尽管时间短暂，但这部作品却以多个“第一次”宣告了自己的非比寻常：第一次全面展现聂耳长达18年之久的“昆明记忆”;第一次完整呈现长达42万字的聂耳日记;第一次对外公开20余幅之前从未面世的珍贵图片……

　　更为重要和珍贵的是，这是昆明与聂耳在图书领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7个月内三易其稿

　　收到编写《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的邀请，让昆明市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处长陈国勇喜出望外，但仔细一想，又在意料之中。

　　作为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无疑是这座城市乃至云南的重要文化品牌中最响亮的音符。舍此音符，昆明难成文化之名，遑论文化名城。然而彼时，在市面上可以找寻到的13本有关聂耳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来自于聂耳的出生地和音乐启蒙地——昆明。

　　直到2012年——聂耳诞辰100周年的到来。

　　2012年元旦前夕，市政协文史委接到了编写聂耳百年诞辰纪念册的任务，“按照原计划，纪念册将于2012年2月15日(聂耳生日当天)出版发行，也就是说，当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1个月。”在此背景下，担任《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特约编辑的陈国勇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紧锣密鼓地四处收集与聂耳有关的资料，并多方联系专家学者及对聂耳后人进行采访。“我跑了昆明的很多书店，发现根本找不到多少有用的、与聂耳有关的书。”

　　万般无奈之下，陈国勇只能前往位于甬道街的聂耳故居进行参观学习，并期望能从中得到帮助。“没想到，当我把面临的困难告诉五华区文管所的徐所长之后，他很热心地送了我一套(13本)与聂耳有关的书。”

　　在对这13本由玉溪编写出版的图书进行研究时，陈国勇逐步明确了此次编写工作的定位，“这13本书写的都是聂耳，它们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各有侧重，写作特色也各有千秋，但它们都存在一个问题——并没有阐述清楚聂耳与昆明的关系。”因此，陈国勇为《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定下了这样的方向——重点突出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昆明情缘。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陈国勇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300余幅相关图片，整理出20万字的文字内容，交出了“红色聂耳”的第一稿。

　　之后，省博物馆研究员徐继涛向编委组提供了42万字的聂耳日记全文。

　　经过对内容的不断增补调整，在三易其稿后，《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终于在2012年7月15日诞生。“画册收录了聂耳在昆明、上海以及日本这3个人生阶段中的共计约380幅照片，其中包括了大量聂耳在昆明的照片，生动地再现了聂耳的诸多生活细节。”

　　美国国家档案馆供图

　　画册第114页，一位彝族妇女坐在办公桌前点钱的照片格外引人注意。

　　“这幅照片是由当时在昆明的飞虎队摄影师拍摄的，是由《国家记忆》一书作者章东磐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找到的，之前从未出现在与聂耳有关的书籍里，这次是首次亮相。”陈国勇介绍，当时，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拍摄电影《龙神》时，采用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片中的主题曲。照片记录的就是聂耳去世后，相关人员将主题曲的稿费转交给聂耳母亲时的场景。

　　此外，由聂耳侄女——聂丽华女士亲笔题写的“生在昆明，成长在昆明，根在昆明”的珍贵笔迹也在画册中首度公开。“今年2月15日，聂丽华女士受邀参加昆明市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并在市政协文史委的邀请下，留下了这一墨迹。”

　　但最让陈国勇激动的是图书独家披露了来自于聂耳42万字的心路历程。“聂耳在他短暂的23年生命历程中写下了10多册内容丰富的日记。过去，我多次试图寻找这些日记终无果，只能在极为有限的史料转述中略知一二。”陈国勇的遗憾终于在这一年得到了弥补，“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帮助下，聂耳42万字的日记得以首度完整面世。从这些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聂耳作为‘人民音乐家’的高大形象，更看到了一个地道的云南小伙的鲜明印迹，以及他与那个时代之间的种种关联。不论是他记下的只言片语、细碎琐事，还是在艰苦生活中产生的忧郁沉思，都展现了迎着时代暴风雨奋力前行的先锋青年的风貌。而这些日记非公开的、私密性的真实价值，更增添了它的重要与珍贵。”(首席记者杨璐 实习记者朱小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