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音乐行者的15年

　　22日晚，在三里屯VILLAGE橙色大厅，余隆、罗大佑、崔健和谭盾聊音乐、聊人生，同时演绎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音乐作品。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室内乐团演绎了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8月得女的罗大佑带来了他新近的作品《恋曲2100·家》，谭盾再次演绎老师约翰·凯奇的作品《4分33秒》，而演绎它的“阵容”跨界而强大：小号演奏崔健、钢琴演奏罗大佑、定音鼓演奏余隆。崔健则带来他最具民族风格的摇滚作品。

　　这四位“一直在路上”不曾停步的音乐人，坦承彼此的影响，谈了影响自己最深的“最近15年”。

　　余隆：音乐是水 人是容器

　　这15年是我很忙碌的15年，但是要说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其实是大学时光。大学时代，我们对未来充满激情，而罗大佑的歌就给了我们很多青春的激情和憧憬，也促使我成为最早出国留学的学生去追寻梦想。在德国留学时，我很想家，那时候崔健的歌就给了我回家的感觉。至于谭盾的音乐我一直没有听明白，但在听了他在今年音乐节上的音乐会，我终于明白他要说什么。我认为，音乐是水，人是容器，水离开容器不行，容器没有水也会空虚。因此，音乐本身是说不明白的，音乐本身就是音乐，不应该有附加条件，音乐本身是没有界限的。

　　罗大佑：女儿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我现在每天都要在视频上看女儿，做了一辈子的音乐写了很多歌，但现在我感到女儿才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以前我创作的作品是需要人来演奏或演唱，而女儿这部作品却是自己会动，自己会长的。

　　我的人生也曾经有很多跨界，从医生到音乐人，从流行摇滚到加入电子音乐等等，但人是音乐的决定因素。因此，歌也好，音乐也好，一定是写给人的。女儿的诞生让我有了再一次的创作冲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所以写下了《恋曲2100·家》。我认为，不管是古典乐、流行乐、摇滚乐都是为了和谐，什么音乐都是抚慰心灵的。虽然现在的罗大佑与当年20多岁的罗大佑的呐喊方式不同，但是都是在呼唤和谐，从这点说，古典乐、摇滚乐、流行乐等没有界限。

　　崔健：音乐就是关乎命运的事

　　当年我做音乐之前，罗大佑已经在中国有影响，他的音乐是把庄重的思考融入民谣。当时他的音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来自海外来自自由世界的声音。我们感叹“音乐还可以这样做?”因此，我要做得过分一点。这就增加了很大的可能性，在音乐众多可能性的延续上，就出现了我。音乐是什么?我一直在想，但很久没有想明白，直到最近我终于明白了，音乐就是关乎命运的事。人的生命各式各样，对生命的解读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形态。我一直在想，当年我们做《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弘扬本土文化，当时我就是我，而是在西方摇滚音乐中融入了本土的文化，形成了本土音乐成长新的生命。

　　谭盾：不是人听音乐而是音乐听人

　　第一次见罗大佑是留学前在上海听到他的现场演唱，深受感动。出国留学多年后，我老想北京，回到北京就像充电，朋友告诉我，充电就找崔健。那次我们在昆仑饭店聊了一个下午，他的观念也影响到我后来的音乐创作。如果我有跨界的嫌疑，就是受崔健的影响。

　　那年我刚刚到纽约学习，在纽约街头演奏，有一天突然走过来三个人，给了我们20美元，当时一般是给20美分。有人告诉我们，其中一位就是约翰·凯奇，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上帝派来的。约翰·凯奇重要的理论就是任何声音都是音乐，就是要看给什么人听，音乐听人。

　　我小时候家住浏阳河边，听到那些堂客在河边洗衣唱歌，那是我对音乐的第一感觉。上了大学我就想做中国的贝多芬，约翰·凯奇告诉我，你不要做贝多芬，你要回归中国。凯奇的音乐理论来自老子的思想和《易经》，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学说扩大成为全世界的音乐理论。(北京青年报/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