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剧《别妻书》:人性照耀下的红妆与白花

　　尽管有些历史记述一再地将陈意映往诸如“革命伴侣”这样的位置上“推搡”，但笔者始终认为，陈意映对林觉民的理解与追随，首先并不在于陈意映的思想觉悟，而在于她的“爱屋及乌”——正因为她爱自己的丈夫，所以也就爱、信任并支持丈夫所从事的事业，更多的是文化或精神上的自然追随（或者说传统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而不是知识或思想上的理性认同。因而，这个依恋丈夫就像藤蔓依随大树的女子与林觉民的情感完全是一个天真浪漫真女子与一个“少年不望万户侯”“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的奇男子的情感，是生活化、个人化、日常化的。

　　《别妻书》尽管也写革命，也写恋爱，但它所展示的情感，并不是我们习见的奠定在共同理想、信仰基础上的革命伴侣式的爱情，那种更偏于社会化、革命性的情感模式。越是细细描摹出林觉民决意赴死前这对小儿女之间那种隐瞒与试探、矛盾与苦痛、不舍与强颜的令人柔肠百转、肝胆俱碎的情感交互，将二人的关系和情感个人化、家庭化、琐细化，就越是真实、动人。“但见她有些许苍白的面容，已失却昔日的盈润流光；但见她曾经是乌亮的发髦，也已是少泽韵散乱无章。柳叶眉长睫毛轻掩明眸，却难掩心宇间愁云弥漫。”这种对爱人外貌、五官的细致端详与描摹，是许多描写英雄志士的剧作极少有的，因为它显得“私己”，不够“崇高”，但恰恰是这种私人化、个人化反而彰显出它的真实与人性化。但由于其间所内蕴的思想容量的涌动（林觉民与陈意映俱是为国舍爱），强大的思想背景的烘托，达到了以大托“小”，“小”中见大的效果，使它又甄别于一般的家庭情感戏或家庭伦理剧。它达到的不是革命理念的高度，而是人性的深度与高度。

　　将笔触放落在二人临别前的情感波澜，注定了该剧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更多的是欲言又止、欲辨不能，吞吐与闪躲（因而演员有许多内心独唱与旁唱）。然而这种不得已的“隔膜”更促动了二人情感倾诉与交流的欲望。因而在总框架上，该剧巧妙地以抒情心理诗剧为样式，通过陈意映与林觉民阴阳两隔但又心犀相通的心灵对白、情感倾诉的方式，以这样相对自由、开放，更利于情感表达与交流的意识流结构来拨开临别前的情感“迷雾”，追忆二人在分别前的情感、心理纠结，展示不同的情感横截面与心理层次。在表现林觉民决意赴死又不愿、不忍、不舍得告诉妻子真相的同时，细腻地展现了陈意映从怀疑、恐惧到强自振作的内心挣扎过程。这样的细节完全是剧作家的想象与虚拟，没有任何史料或资料可以倚恃的。例如陈意映因为恐惧而晕倒之后，或许是孕期中的女性更为敏感与柔弱，她执拗地央求林觉民带她同行，林觉民百般温柔劝抚，陈意映因为被疼爱而更为“执拗”。这小女儿情态刻画得如此细微传神，有宛在目前之感。这不是陈意映的无理取闹，在看似不管不顾中表现出的其实是她无奈至极而抒发内心苦痛的一种特殊方式。剧作家的“体验”可谓细腻而别致。

　　而在林觉民与陈意映“别妻”与“别夫”的种种铺写中，林觉民为陈意映所簪的白色月季花以及陈意映为林觉民所穿的红衣裳，因其所饱蘸的浓情厚意，凝定、浓缩着人物极深致的心理与思想，并以其鲜明的对比性成为了其间夺目的两个意象。白色月季花纯洁、优雅，是浪漫至纯的陈意映的至爱，林觉民为了逗妻子开心偷偷给她簪了朵花，却由于陈意映的特定心理——隐隐疑惧丈夫此行凶多吉少，此举却成了戴白、戴孝，成了不祥之兆，这使她心底的恐惧浮出水面，一瞬间冲垮了她摇摇欲坠的最后的心理防线而骤然瘫倒。陈意映强自振作，试图战胜恐惧，使用的也是女性化手段——着一袭出嫁时的红衣为丈夫送行，这一场面在观众看来有一定的仪式感，试图以浓烈的红冲淡虚冷的白，借民间所笃信的仪式的力量驱赶不祥的阴霾。这一热烈的仪式化、民间化意象在始终笼罩着二人世界的灰色调里是如此耀眼、夺目，使观众长久地沉浸在他们江边码头送别的飒飒寒风里。红与白两种颜色，象征着他们内心深处的至爱浓情，构成了他们爱情的颜色。(中国文化报/方李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