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曲剧走过六十年

　　时光回溯到1952年，那一年，经由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命名，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迄今，北京曲剧已创立60年。12月18日，“北京曲剧剧种命名6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曲剧艺术中心举办，业内艺术家们齐聚一堂，畅谈着北京曲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六十年：从《新探亲》到百花艳

　　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孙东兴向记者介绍了北京曲剧的发展历程。1949年4月，单弦艺人曹宝禄、奉调大鼓艺人魏喜奎、琴书艺人关学曾、拆唱八角鼓艺人尹福来、琴师吴长宝等北京曲艺界艺人发起成立“群艺社”。1950年1月1日，魏喜奎、关学曾等主演的“解放新剧”《新探亲》成功公演，老一辈戏剧家马少波建议将其改名为“曲艺剧”。1952年7月，老舍先生专为“曲艺剧”创作的剧本《柳树井》在京公演，为填补北京历史上缺乏地方戏的空白，老舍提议把此种剧改名为“北京曲剧”……

　　从1952年成功演出《柳树井》至1965年，北京曲剧发展迅速。13年间，先后推出几十台新剧目，剧种风格也进一步形成。其中1957年演出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代表作，魏喜奎、李宝岩、孙砚琴、彭子富、佟大方、顾荣甫、尹福来等一大批北京曲剧名家也被观众所熟知。

　　然而发展的道路上也有坎坷。1966年至1978年，北京曲剧团改名“长征文工团”，“文革”时一批正当年的艺术家受到冲击，许多青年演员也失去了宝贵的成才机会。这种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改变。近年来，《白卷先生》、《珍妃泪》、《少年天子》、《烟壶》、《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等众多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俱佳的剧目获得国内多项大奖，老、中、青三代演员活跃在舞台上。作为一个不足百年的新兴剧种，北京曲剧在剧目生产、艺术质量和社会影响上成绩斐然。

　　传京韵：人才储备下足功夫

　　今年，北京市曲剧团开始着手抢救整理老一辈艺术家的戏剧成果，对目前依然在世的孙砚琴、赵俊良等北京曲剧名家进行录像、采访等。“这项刚刚启动的工作以后会坚持下去，留好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资料，就留好了北京曲剧的根。”孙东兴说。

　　据了解，60年来北京曲剧在人才培养方面下足了功夫。即使在“文革”期间艰难求生存的北京曲剧依旧不忘储备人才。继1999年北京市曲剧团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招收北京曲剧本科生后，2008年双方再次联合招收本科生。正是2008级的这批学生今年7月演出《正红旗下》，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明年我们还计划和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联合招生，为北京曲剧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孙东兴如此表示。

　　艺术特色鲜明的北京曲剧，对从业者的专业要求甚高，培养优秀人才并非易事。从事曲剧作曲40余年、如今已70岁高龄的曲作家戴颐生对北京曲剧界的人才培养颇有感触：“拿作曲来说，北京曲剧的唱腔创作技法虽然跟学院里学的音乐作曲技法相同，但曲剧靠的不是程式化元素，它有自己的音乐旋律规律，有创作灵气才能胜任。即使我们在各戏曲学院定向培养，能达到理想水平的学生也很有限。”另外，年轻人“坐不住冷板凳”也造成了人才流失。“这几年，但凡走进各艺术院校，我总是找机会游说学生们加入北京曲剧团队，不能让曲剧人才断流，希望年轻人在这个行当坐得住、坐得牢。” 戴颐生说。

　　谱新曲：保持京味儿特色

　　今年下半年，北京市曲剧团转制成立北京曲剧艺术中心后创排了首部大戏——以大学生村官为题材的现代戏《“乡”约青春》，全剧时尚与传统融合，令观众耳目一新。在担任该剧作曲的戴颐生看来，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是北京曲剧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从北京曲剧60年所创排的剧目来看，题材以清代、近代和现代的北京题材为主，唱腔和道白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表演脱离传统戏曲的程式化禁锢，贴近生活和现实。这种紧跟时代的艺术风格深得观众青睐。”她说。

　　戴颐生认为北京曲剧在发展创新方面有着“天生”优势，她回忆起自己初入剧团时的情景：“1972年我为《珍妃泪》作曲时，指导老师韩德福要求作曲大胆革新，那时候韩老师已经是老艺人了，但丝毫不保守。北京市曲剧团不同于家族式传承的戏班，它从创立之初就是由不同艺术门类的专业演员组成，这个集体的文化底子比较深厚、思想也比较开明。”

　　“北京曲剧的发展势头令人振奋，今年我们团的演出场次达300场，其中独立的曲剧大戏占到106场;全年总收入达700万元，演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400元。我们还制定了未来3年至5年的发展规划，涉及艺术生产、人才培养、市场营销等各方面。我们有信心将曲剧打造成北京的一张文化新名片。” 孙东兴说。(中国文化报/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