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赵氏孤儿》：正面迎战的力量

　　日前，国家大剧院歌剧版《赵氏孤儿》登陆香港，带来的不仅是包括乐团、合唱在内近300人的庞大演出阵容，更是一次对宏大题材正面迎战的叙事示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义精神的动人书写。

　　大幕一开，《赵氏孤儿》就施展出令香港观众惊叹的“人海战术”。手无寸铁的百姓，森严整饬的士兵，簇拥君王的大臣，仅一个开场的出场人物，可能就是香港舞台很多戏剧制作的总和。当然，数量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气势。15度倾斜的舞台，雄壮的群体咏叹，将春秋时晋国失衡离乱的社会历史背景铺陈在观众眼前。为阻止晋王将市集当做猎场，赵盾慷慨亮相，然而“世代的忠臣”敌不过“昏噩的肝肠”，劝阻被君王强大的硬弓射杀，并引来赵家三百口灭门的灾难。血雨腥风即将染红都城的恐慌在四散奔逃的百姓中、在兵戈挥舞的军队中迅速弥漫开来。整个序曲场面宏大但节奏紧凑，在充分造势的同时处理得干净利落。

　　令人欣喜的是，主创在场面的宏大营造中并没有疏忽对细节的打磨。全剧最能体现细节魅力的部分，莫过于对程婴命运转折合理性不惜笔墨的细致处理。和元纪君祥本相比，本版《赵氏孤儿》将程婴的身份由赵氏家臣改编成为一个碰巧代替府医来巡诊的平民医生。一幕一场。走投无路的公主打算遣走前来巡诊的程婴，但突然心念一闪，令她决定将“满门忠烈最后的火种”交给这位原本只想“谦恭退下”的“草根医生”，并在府邸被包围的危急之下从容赴死。公主平静而高贵的生命谢幕，孩子骤然爆发的无助啼哭，令程婴人性中的懦弱被“高悬的绝望像刀一样割伤”、像“滔天大浪”一样“抽醒”——“我都做了些什么”一段咏叹在袁晨野的演绎下将人面对危难时勇气的突然苏醒传达得真挚而具有说服力。

　　而随后，程婴应付军队检查的一段谐趣表演，则不仅在情绪节奏上平衡了之前与之后的庄重、沉痛，更构建出一种“或许可以平安脱身”的幻觉——尽管任何熟悉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直到韩厥拦住即将离开的程婴，说出“我最近喉咙痛”时，全场观众还能轻松报以大笑。危机是在瞬间爆发的，药箱突然倾斜，韩厥起疑、夺箱、打开，熟睡的婴儿暴露在寒光闪闪的剑下——这一刻，几乎令所有人屏住了呼吸。而程婴之所以在后一场毫不犹豫地决定献出亲子和自身，也在这一刻定下因缘。他闭上眼睛，嘲讽韩厥的冷漠，要求以自己的死换取婴儿的生命。这是实践他对公主的诺言，也是保护极弱的一种天然反应。正如公主高贵的死打动了程婴一样，程婴“背着必死的孤儿从刀枪的荆棘中走过”的勇气，同样感动了韩厥。于是，韩厥不仅放走了程婴和孤儿，还挡住他们离开的门口，以自刎威吓了不断逼问的屠岸贾。情节推进到这一步，一个不久前还满足于“新盖了三间草房”、“才打了一口甜水井”的小人物，在短时间内暴风骤雨式地经历过两个人为维护忠义而献身，甚至自己也曾决心赴死的变故后，已再不可能退回苟且求安的人生里。程婴在离去前那深深的一拜，拜别的不止是已死的忠魂，更是自己。

　　在此，值得特别称赞的，是本剧对于麦菽这一角色的处理。从二幕开场时“我觉得生活对我们实在有恩”、“关门即深山”的宁静满足，到发现程婴带回孤儿时“我该怎么问”的恐慌彷徨，再到投井时的痛苦绝望，尽管角色戏份不多，但心理变化却一步步刻画得完整细腻。而梁宁在“摇篮曲”一段对麦菽的演绎更是可圈可点，一位母亲怀抱着即将为自己的孩子带来厄运的婴儿，绝望但却温柔的哺乳，令人动容的同时，更感觉到本剧尝试诠释忠义不同层面的内涵，慷慨赴死是忠义，隐忍成全又何尝不是?

　　对于有过丰富改编版本的《赵氏孤儿》来说，结局总是最令创作者头痛的地方。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手刃养父，从现代社会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确实很难接受。但为了传达忠义精神的传承不灭和正义终将清扫黑暗的主旨，歌剧版《赵氏孤儿》的结尾基本遵循了元纪君祥本的结局。为了让赵武弑杀屠岸贾的行为能够合理，此版基本将屠岸贾塑造成了传统的奸臣形象。但主创似乎又不愿牺牲屠岸贾形象的丰富性，因此安排屠岸贾在“时局已乱”准备逃走之前专程前来找寻赵武，似乎对亲手养大的孩子多少还存有情分。只不过，这一点点人性是否能丰满人物，又是否和他“让委琐更加委琐，让专横更加专横”的夺子初衷存在矛盾，还需要主创更深入的思考。同时，赵武在知道自己原来是忠义的根苗与火种后，却并没有多少对忠义的觉悟，而满口“仇恨”仿佛被附身一般，似乎也不是一种足够恰当的处理。最终，当赵武手刃屠岸贾，欢呼的百姓拥戴着他走向宫殿，程婴却已无力同行，“一个无法以死来表白的人”在表白后孤苦死去，等待所有为这场战斗牺牲的忠魂的迎接。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饱含深意的。忠义精神的传承能够为世人带来福祉，但传承者本身却从来不是为了换取荣誉与掌声，甚至会为此承受痛苦与磨砺，而恰恰因为这样，背负忠义的人生才显得更加高贵、难得。(本文转自《光明日报》/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张力)
(编辑/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