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具有独特的魅力
记者:文化强国是今年中央提出的发展战略。对此,您有什么想法?
宋飞:我认为真正的强国,应该是经济发达文化发展。现在世界上的强国,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在努力保护和发展他们的文化;没有历史缺少文化的,也在创造历史和打造文化。可见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文化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到了21世纪,文化就是产业。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我们应该转过身来,回望自己的历史文化,因为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记忆,也沉淀着民族的精华。丢弃了民族文化,就会变成失忆的人,不知自己从哪来向哪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去挖掘保护自己的文化,并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当然,保护弘扬民族文化,不是一句空话,要脚踏实地地去做。
记者:您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演出民乐,感觉中国民族音乐国外观众能接受和理解吗?
|宋飞: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中国人能接受贝多芬、海顿、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音乐,那么外国人也能接受《二泉映月》《江河水》《空山鸟语》《清明上河图》和《雨打芭蕉》。以往我们有个误区,认为外国人理解不了中国音乐,所以多年来我们派出的团体、演出的节目多是些表现民俗和技术的,热热闹闹既有效果又有观众,比如杂技、吹打乐等。其实,优秀、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外国人不仅能接受而且非常喜欢,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就说我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两次演出吧,拉的曲目是《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除了现场受到热烈欢迎外,后来我从当地转播的电视节目里发现,观众的神情都非常专注,他们的目光与表情告诉我,他们完全理解了我们音乐中所表达的内涵。当地的艺术家告诉我,他不仅能从《二泉映月》中感受到那位民间艺人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还能从起伏跌宕的旋律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个性、苦难、耐力与坚韧。从《空山鸟语》中听出了人与鸟的“交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实不仅在维也纳,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这些年无论我到哪里演出,都能从同行与观众的目光中,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所以我对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充满信心。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宋飞:细腻、交融有意境,是中国民族音乐最显著的特点,跟中国画一样,崇尚自然崇尚和谐。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名家大家的画,多以自然山水为主,人在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缀。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是绵延不断的群山、激流飞溅的清泉、苍松翠柏的森林、鬼斧神工的奇石,而非一群人或一个个人。西方的名家名画,多以人物为主,比如最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不仅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背后的景色基本看不清。可见中西方艺术各有特点,追求的意境也不一样。画如此,音乐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立意既不为表现自己,也不为赢得别人,而是用来与天地自然交流,表现世间万物的和谐共处,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的大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喜欢背着琴笛云游四方,激情所至时山中、湖畔、林间、荒原处处都是舞台,自然界的声音和他们的心声交融在旋律中,怎么想怎么拉,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但却都是从心底流出的音乐。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民族音乐有无限生命力的原因,可以跨越时空永不陈旧。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民族音乐理解得不够深刻,有些甚至流失了。
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
记者:有人说中国民族乐器表现力差,中国民族音乐落后。是这样吗?
宋飞:我认为乐器的表现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乐器出现得很早,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比如我们出土的古笛,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可想而知,农业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其生产工艺、能力和条件,都没法跟西洋乐器出现时的工业时代相比。西洋乐器中的铜管、钢琴、竖琴等,有那么响亮的声音和精致的外观,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工业时代,历史多说不过几百年。再说,西方音乐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为了表演给别人听的,无论教堂的演奏、唱诗,还是走进大厅剧院的公演,都是有观众的,所以需要音量大、声部多、阵容强。而中国音乐的最初立意,刚才说过了,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感觉,吹拉弹唱都是给白云、小鸟、清风、松涛听的,别说用不着也没有那种响亮的乐器。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音乐表达与追求,也有与之相对应的乐器,科学地讲,不同民族的音乐表现能力,是差别而不是差距。
当然,时代在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固守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和自我,就无法与时代融合。所以,我们要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这些年我和许多搞民族音乐的艺术家们,都在积极探索和研究,如何让民族音乐融进时代,重新焕发民族音乐的青春。我觉得,这些年的努力虽然还没达到轰轰烈烈的程度,但是我们已经迈开了双腿,用时尚的话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比如,刘天华先生早就尝试了中西结合的方式创作,我也积极推进和实践音乐的中西合璧,比如先后与多个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阿炳的《寒春风曲》《烛影摇红》《二泉映月》《相约月圆时》等,效果非常好,不仅为年轻人接受,也受到国内外艺术家的好评。如今,对于中国音乐的丰富厚重,也许我们自己还不够敏感,但世界乐坛上已有这样的说法——21世纪在东方找艺术灵感。我想,这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趋势和潮流。
学艺术的孩子人生更丰富多彩
记者:您身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知道社会上流传艺术院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吗?为什么尽管如此,仍然还有那么多人报考艺术院校?
宋飞:“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肯定知道(笑)。不过,这得从哪个角度看。如果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按传统就业标准,只有到了专业艺术团体,有舞台可登、有电视可上、有铁饭碗可端才叫就业,人人都站到金字塔的尖上,才叫学有所成,那么就业率肯定不高。因为现在国家养着的艺术团体越来越少,演出团体与剧场经营都走向市场。为生存也为盈利,所有专业艺术团体严格控制名额,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要求一专多能。但事实上,据我了解,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绝大部分可以用自己的艺术专长自食其力,用老百姓的话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算不算就业?再说,搞艺术的年轻人,有时还不愿意被束缚,也就是说他们“选择失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孩子,生活的路会更宽更多,他们的内心也更丰富、温暖。所以,“毕业即失业”的说法,有一个就业观念上的问题。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报考艺术院校?我觉得除了有些家长和孩子抱着“明星梦”想走捷径外,更多的还是孩子自己喜欢。艺术可以打开通向世界的另一扇门,让人的内心更充实,让人生更丰富更精彩。当然,我说的精彩,不是指成为明星、大腕,而是在普通的生活中,享受艺术带来的快乐与激情。据我所知,芬兰是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搞得最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我到那里的艺术院校考察时,了解到在芬兰学艺术的人最受社会欢迎,人们普遍认为学艺术的人,工作有激情,待人有温情。因为学艺术的人懂得,有起伏有变化的音乐才美妙动听,所以工作中遇到问题或与人发生矛盾,不冲动不回避,能很好应对和处理。芬兰的同行还告诉我,当地企业招管理人员,政府部门招公务员时,不仅不排斥学艺术的人,甚至学艺术的人会被优先录用。
记者:如今国内外艺术院校的竞争很激烈,怎么才能使中国的艺术教育跟上时代,培养出既全面又有特色的人才呢?
宋飞:我始终认为优秀的人才,最重要的不是技术是艺术。也就是说他要对所学的艺术专业,有“入木三分”的认识和理解,包括历史、人文、作曲家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内涵等。与此同时,还要广泛涉猎相邻相近以及国内国外各流派的文化艺术,开阔眼界,找出彼此之间的特点与异同。说实话,有一段时间,国内的艺术院校注重学生专业技术的培养,忽略了文化素质的培养。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拿我们中国音乐学院来说吧,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民族历史与文化,我们常把人文方面的学者与专家请进校门,开设人文大课堂。与此同时,我们还让学生走出校门,接触了解真实生活,实地感受民族原生态音乐。现在只要学生有好的选题,学院都会为其提供五千元的经费。可以说,学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激活学生内心的灵感火花,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能力。其实,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在于传授,更在于引导。
记者:有时能看到您在一些二胡比赛上当评委,每天工作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些活动呢?
宋飞:说实话,我很愿意给业余选手的比赛当评委。我曾跟许多朋友说,听业余选手拉琴是种享受,因为他们拉琴完全是出于对二胡的喜爱,不功利、不迎合,所以投入了全部激情。我感觉他们指间流出的旋律,与其说是琴声,不如说是心声。我自己有体会,演奏时只有忘记了自我忘记了功利,才能全身心地投入音乐中。也许每个人的技术有差别,但如果对音乐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技术再好也不能感染别人。相比之下,有些专业选手尽管技术很棒,曲子拉得也很完整,但却不能打动和感染他人,原因就是没有业余选手的那种“忘我”。当然,我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还有一种意愿,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的人喜欢并学会演奏民族乐器,让民族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除了教学和演出,现在还在做什么?
宋飞:在做音乐民生工程,就是让民族音乐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个工程说难也难,说易也易。难的是我们的确需要一批艺术家,深入社区演奏或辅导,让人们了解喜欢;易的是我们毕竟有传统,上世纪出生的几代人,十之八九会“玩”乐器,而且民族乐器易学易会投资有限。我想,做这个工程甭管难易,只要去做就会有成效。
高胡 高胡又称粤胡、南胡。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将二胡习用的丝弦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