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促进中国歌剧艺术繁荣发展(二)

　　中央歌剧院、国家大剧院自2009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歌剧演出季(节)。2010年成立的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培育歌剧人才和普及歌剧艺术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首届中国歌剧节汇聚了3000余名歌剧艺术工作者，逾5万名观众到剧场观看，充分证明了歌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是在艺术风格上，中国歌剧具有独特的创造性。中国歌剧自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萌芽，之后“话剧加唱”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上世纪30、40年代，为了全面宣传抗战的需要，中国艺术家创造了许多音乐、戏剧相结合的演出样式。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勇于实践，《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演遍广大解放区。1945年上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在音乐上充分汲取中国戏曲曲调及民间音乐成分，创造了一种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民族新歌剧”。之后，以《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刘胡兰》等为代表的优秀剧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正是由于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国歌剧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音乐创作、舞美设计等方面不断创造、不断进步，从而形成了中国歌剧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是在发展道路上，中国歌剧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歌剧一方面继续坚持走“民族新歌剧”的道路，另一方面开始系统学习西方经典歌剧模式和演唱方法。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拓宽了创作题材，《小二黑结婚》、《草原之歌》、《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成为这一时期的经典剧目。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央歌剧院为代表的艺术院团，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歌剧中心、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歌剧中心等通过西方经典歌剧的演出和教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歌剧人才，许多有过在世界著名艺术院团和专业院校演出、学习经历的歌剧人才也带回国外的成熟经验，共同助推中国歌剧的发展。近一二十年创演的歌剧中，民族歌剧、正歌剧、歌舞剧、轻歌剧、喜歌剧等全面发展，重大题材、地域题材、现实题材等均得以体现，剧目内容更加丰富，音乐、表演形式更加多样，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探索性的剧目，中国歌剧舞台表现得更为多元和开放。

　　四是在文化内涵上，中国歌剧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中国歌剧不仅在历次爱国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为缔造新中国、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向世界呈现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发展成就发挥了积极而独特的作用。《扬子江暴风雨》演出之后，剧中的《前进歌》迅速成为流行歌曲，广泛传播于民间，极大提升了全民族的抗日激情。《江姐》用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贞气节谱写了一曲为民族解放甘洒热血的英雄赞歌，曾创下一年演出286场的纪录，剧中的经典唱段如《红梅赞》、《绣红旗》等被人们广为传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类灵魂冲突与和谐渴望，反映深刻的中华文化自信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展示了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成就。一部中国歌剧发展史，生动而深刻地回答了文艺创作“为谁写、为谁演、谁受益”的问题，体现了广大歌剧艺术工作者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的积极贡献。

　　二、目前需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发展成就令人鼓舞。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歌剧本身具有的制作流程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人员多等特点，以及演艺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都给中国歌剧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与文化“两大一新”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歌剧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原创能力不足，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还不多。二是艺术生产决策机制不够科学合理，艺术委员会等艺术决策机构的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剧目生产与市场和观众的需求脱节。三是观众和市场基础比较薄弱，良好的演出市场生态尚未形成，亟需进一步加大歌剧艺术的普及和推广力度。四是投入不足。目前，不少院团都存在创作经费不足、演出收入与成本倒挂、演职人员待遇偏低、离退休人员负担较大等方面的问题，院团忙于为“口粮”奔波，不能专注于艺术生产，剧目艺术质量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歌剧事业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社会力量资助歌剧事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五是歌剧人才培养难度大。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中心、周小燕歌剧中心、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等都为我国歌剧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国内艺术院校和高等院校的艺术院系却基本上没有开设专门的歌剧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优秀歌剧人才的涌现，导致歌剧事业发展的后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