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素有“音乐城”的雅称。因为自19世纪末以来,哈尔滨是西方音乐传入东方的窗口,多元文化曾在哈尔滨激荡、交融,民族救亡的歌声曾在哈尔滨传唱,音乐自始至终伴随着哈尔滨成长。
19世纪末,随着东清铁路的兴建,大批外国侨民与来自关内外的劳工、移民拥向哈尔滨,西方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也一并传入哈尔滨,形成了哈尔滨独特的音乐文化。
这个时期,一些音乐家先后来到哈尔滨从事音乐活动,如指挥家艾·梅捷尔(犹太人)曾于1918年来到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局交响乐团任指挥。1926年,在他的带领下,该团日趋规范成为东北地区最具权威的交响乐团。从上世纪初到1949年,在哈生活、工作的外侨小提琴演奏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歌唱家、指挥家、表演艺术家就有24名(据苗笛编著黑龙江《百年故乡音乐家》统计)。有的音乐家在解放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90年代还曾来哈演出或从事音乐活动。
与此同时,音乐团体相继出现。在最初的几年里,商务俱乐部、秋林俱乐部等都有业余的文艺团体定期举行钢琴、小提琴、吉他等乐器演奏及独唱、合唱音乐会。1909年6月,哈尔滨自治公议会举办第一次音乐会,由此为业余文艺团体发展成专业剧团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上半叶,俄侨音乐家在哈尔滨先后创办了6所正规的音乐学校,这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批西洋音乐学校。
上世纪20年代,哈尔滨的近代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劳动人民和“洋人”及汉奸、把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反映现实生活的歌曲应运产生。民歌《夸哈尔滨》(详见下文)对此做了形象、概括的反映,简直就是一幅哈尔滨的风情画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有许多民族音乐家、词作家如塞克(原名陈凝秋),作曲家王洛宾,音乐教育家刘忠、叶长春、任白鸥,音乐活动家袁亚成、侯小古,指挥家王绍麒、郭维堠,作曲家李劫夫,音乐活动家白韦、沙青等先后在哈尔滨从事音乐活动。民族实业家武佰祥曾主办两个合唱团,编著了《国韵诗篇百首》歌本。西部歌王王洛宾1926年来到哈尔滨,先在中东铁路东南小站横道河子任信号员,工作之余在哈尔滨认识了塞克,并在一起研习音乐(七弦琴演奏,歌曲创作)。后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理论及七弦琴演奏。1929年,王洛宾为塞克创作的话剧《北归》主题歌《离别情意》编配音乐,这便是王洛宾16岁在哈尔滨的处女作。晚年的王洛宾在构思回忆录时,对他的战友刘书怀(《走进王洛宾》一书的作者)讲起在哈尔滨音乐学校学习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并清晰地记得为他上课的三位老师的名字。
抗日救亡时期,哈尔滨又是抗日救亡曲的诞生地和传唱地。抗日爱国将士利用歌曲作为战斗的武器唤醒民众,打击敌人,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救亡的爱国歌曲,如赵尚志的《从军歌》(作词),杨靖宇的《四季游击》(作词),张甲洲的《反日大同盟歌》,徐志颖的《送西征》(作词作曲)等。另外,赵尚志等人和抗日爱国民众又以大众所熟悉的词牌《满江红》填写了许多抗日救亡的词作,可以称为“满江红”现象,这些歌词很多是在哈尔滨创作的,多以古曲的形式进行传唱。
在抗日救亡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音乐社团组织———哈尔滨口琴社,于1935年4月1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诞生。口琴社创办人为袁亚成,由其担任社长并兼任指挥,聘请了哈尔滨音乐界的名流任白鸥、刘性成、叶长春为顾问。课程主要教授口琴,两个月一期,每期50多人,学员大多是20左右岁的青年。口琴社还成立了口琴队,侯小古为口琴队队长,队员30余人,利用学到的口琴技术,每晚进行排练。排练的乐曲有《美国巡逻兵》、《伏尔加船夫曲》、《养蚕女》、《平湖秋月》等。当时阴霾密布,文网森严,要开辟一个正当的文艺阵地并非易事。口琴社筹建时曾得到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他们也经常到口琴社来,准备利用口琴社这一合法团体教育广大青年,以团结更多的文艺界人士开展抗日斗争。1935年秋,口琴社开始登场演出。其中有一首曲子是描写“九一八”事变之夜,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北大营,对我国军民进行残酷地烧杀抢掠的乐曲。在演出时改名《沈阳月》。这首乐曲,使人们体验到了做亡国奴的屈辱滋味和民族尊严被蹂躏的耻辱,激起了在铁蹄下呻吟的东北人民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感情。嗣后,口琴社于同年12月31日和1936年的8月在道里巴拉斯电影院举办了两次音乐会,小小的口琴征服了哈尔滨的观众。第二次演出反响更大,除保留的曲目外,还演出了聂耳的《大路歌》,因而激怒了日本当局。1937年4月5日,“四一五”大检举开始,口琴社侯小古等一些主要成员相继被捕,7月26日,侯小古在太平桥圈河英勇就义,用年仅24岁的生命奏响了抗日的一曲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