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意识观念上产生了重大转变,推动了中国文化界探索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潮,从此,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当时各种音乐社团组织和音乐专门学校(科、系)的纷纷设立,以及各式各样音乐刊物的大量发行,标志了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活动开始全面地展开,音乐创作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特别是艺术歌曲的创作发展较快,一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开始致力于艺术歌曲的创作,他们开始尝试采用欧洲的作曲技法,冲破了中国传统以线性思维单音体系为主要音乐表现特征的创作手法,逐渐向和声、复调、多声部等一些能够产生时代效应和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创作方式上发展。
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注重调性布局和曲式结构的安排,使其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萧友梅、赵元任、青主等人在此时的艺术歌曲创作具有开拓性意义。萧友梅的《问》、《南飞之雁语》、《星空》等作品,是中国近代较早的艺术歌曲。萧友梅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音乐,对欧洲的作曲技法有较深的理解,他的艺术歌曲创作已彻底改变了学堂乐歌的“选曲填词”创作方式,使我国近代的歌曲创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以上所提到的作品均是萧友梅自己创作并编配钢琴伴奏谱的艺术歌曲。他的大部分艺术歌曲都收于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的《今乐初集》、1923年出版的《新歌初集》及1924至1925年出版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一至三集,它们是我国近代早期艺术歌曲的代表作品。他的部分作品创作手法简单,音乐风格平淡,在曲式结构、和声构思等方面都带有明显模仿欧洲古典乐派创贯通,因此,使得他的作品风格缺少创造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国人在听觉习惯与审美心理上接收新的审美对象同样也要有一个过程。
对于如何建立以欧洲的功能和声为主导,把欧洲的创作手法同中国独特的艺术思维和音律结合起来,创作出有中国民族韵味的艺术歌曲,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作曲家,应当推赵元任其人。他的艺术歌曲创作既注重词曲的结合,又不拘泥于格律的束缚。他的部分艺术歌曲收于商务印书馆1928年6月出版的《新诗歌集》, 这些作品给当时的文化界、音乐界以很大的震撼。在创作上,他抛弃对欧洲音乐创作手法的单纯模仿,根据民族审美习惯的要求,探索“中国派”的艺术歌曲创作模式及其规律,大胆进行“中国民族和声”的试验。在曲式上,他一般不采用分节歌形式,音乐随着情感自由展开,形成独特类型的变奏曲式。他的代表作品有《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小诗》、《过印度洋》、《上山》、《秋钟》、《织布》、《卖布谣》、《听雨》等,其中,《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艺术性较强的艺术歌曲,作品通过对一年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对友人的思念。从歌词上看,虽然是四段歌词的分节歌,但音乐上却没有处理成真正的分节歌,每段的旋律、钢琴伴奏及调式调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对比和变化,以揭示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情感。《听雨》则表现出赵元任在创作中不仅注重词曲结合,而且十分考究钢琴塑造形象、点化意境的功能。作品中钢琴伴奏织体从头至尾模仿雨滴的声音,使人感到雨滴连绵不断的意境,发挥了钢琴乐器的表现力。赵元任对艺术歌曲创作的种种探索超出了他的同代人,对于艺术歌曲创作的民族化,他的确起到了蓝荜开山之功。
青主也是我国现代早期从事艺术歌曲创作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早期艺术歌曲被编入他的歌曲专集《清歌集》(发表于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自配钢琴伴奏谱。歌集中大多采用了中国古典诗词而自成一格,以《大江东去》为他的早期艺术歌曲代表作品。作手法的成份,加上所选歌词陈旧文雅、不易理解,所以,他的这些作品在当时流传并不广泛。一方面,说明了萧友梅在运用欧洲创作手法上的水平还仅停留在单纯的模仿阶段,尚未能与中国本土音乐文化融汇青主深受欧洲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的影响,擅长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心理刻画,他为我国后来的艺术歌曲创作提供了较早的创作经验。
上世纪20年代,还有其它一些作曲家的艺术歌曲,但相对于萧友梅、赵元任、青主等人的作品,显然略有逊色,本文不再列举。这个时期,我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只是刚刚起步,对于探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还没有积累更多的经验。但是,对欧洲音乐创作手法和作曲技法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改进,繁衍出新的音乐创作模式,这已表明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另一个时期即将来临。
(本文节选自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副教授周为民《对“五四”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全文原载于《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