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开始后,李昂和燕京大学部分教授一起向湖南迁移。因为战乱和时间紧迫,李昂不得不把心爱的乐器留在北平,只提了一个行李箱就出发。到湖南后,又辗转前往四川,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组织剧团前往前线慰安抗日将士。在缺乏西方弦乐器的条件下,李昂创造性地通过拉二胡的方式完成了对歌剧《胡桃夹子》和《天鹅湖》的伴奏,台下笑声此起彼伏,围观战士心情舒畅,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此时,我党的势力渗入了剧团,派遣不少年轻貌美的特勤人员充当演员,发展党组织。在活动的过程中,李昂渐渐被她们的无产阶级热情吸引,成为了我党的秘密党员,为党和人民搜集了许多情报,并在公共场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迫害进步人士,李昂多次被暴徒骚扰,无法在重庆再呆下去了。他愤而前往西康,在刘文涛的庇护下继续为我党搜集情报。他还开办法律事务所,出色地代理了许多离婚案件。在李昂的影响下,刘文涛也成为了秘密党员,常常赴重庆剧团,关怀我党特勤人员的生活起居。为了表达对共产主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刘文涛毅然改名为刘胜涛。1949年,刘胜涛策动他的哥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起义,李昂也因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李昂被调往广东参加土改。他率队到番禺县中观镇北大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八字运动,深入串连,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取得了优良的战果,被评为“斗地主标兵”。随着斗争的深入,李昂发现该村华侨地主魏明瑚的女儿魏声芷很有音乐天赋,且其父魏明瑚是华侨,按照政策应该优待,因此决定对这户不予斗争。叶剑英同志后来肯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左”倾错误盛行的情况下,李昂被上级批评为和平土改。他用业余时间指导魏声芷吹奏乐器的行为,也被农民误会为乱搞男女关系。番禺县土改委在报告中错误地指出:“如中观镇的北大、南大两村,经过土改后,封建势力原封不动。北大村组长李昂同志据农民反映丧失立场,与地主女儿魏某、谭某打游击,到地主家食饭,压制农民斗争。贫农薛万宝义愤填膺地表示:‘乜工作组黎噶,鬼屎甘差(十分差劲的意思)。’得不到群众同情。”(《广东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李昂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调离土改第一线,在番禺县婚姻法宣传委员会办公室担任主任委员。
1951年,李昂被调往天津刚刚建立的中华音乐学院,担任管弦系教授。他兢兢业业,坚持教书育人,关心学生成长。李昂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负责参与起草我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还多次前往北京,在国宴、接待外宾等场合演奏大提琴。周恩来总理就很欣赏李昂的琴技。1956年,李昂出版革命回忆录《蓝色琴弦》,周总理还亲自题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1957年5月,在鸣放运动中,李昂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包括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文学艺术作品尺度应放宽、应当组织全国职业篮球联赛等等,被打为右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李昂的所谓历史问题做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打击,甚至编出一本厚达568页的造谣污蔑小册子,题目是《李昂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人民对立面的:诱骗过李昂的女特务一览》,图文并茂,其造谣的恶劣程度令人发指。同年年底,李昂被下放到黑龙江的仁人农场劳改。流言和艰难的环境没有压倒李昂,反而让他更加振作。在农场里,李昂与同样被打击下放的一些原部委领导共同劳动,分头巡视,严防阶级敌人偷菜,在闲暇时回忆过去革命年代坚持游击斗争、土改时斗地主等经历,就这样在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年灾害时期,中苏关系恶化,李昂因为长相与俄罗斯人有相似之处,被农场干部强加苏修分子的罪名进行批斗。无奈之下,李昂只身越境,逃往苏联境内,受到了苏联当局的礼遇,被誉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英雄”,并受邀前往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城市进行演出。《真理报》还刊发了《欢迎中国之雄李昂同志》的社论。1962年,与李昂共同下放的某部委领导重回中央,给李昂摘掉右派帽子,并邀请回国参加工作,但正在雅尔塔度假的李昂考虑到国内局势不稳,不得不含泪拒绝。1965年,李昂开始在亚美尼亚地区定居,其别墅恰好就是人类学家邱方哲在30年代购置的。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祖国。
1979年,国家正式作出《关于对李昂同志“右派”和“叛国罪”问题的平反决定》。改革开放后,李昂的回忆录《蓝色琴弦》被大量重印,他的人生故事成为百姓牵挂的话题,其音乐作品也常常为人民传颂。最近,一位黎姓旅法女作家在接受访谈时对李昂的音乐做出了高度评价:“说了这么多,现代中国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高雅音乐,在我看来只有两首。一首是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另一首则是李昂先生上个世纪创作的《C大调14250号大提琴协奏曲》。”(《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期)祖国永远忘不了这一位伟大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