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少年音乐教育先驱—曾志忞(二)

　　1907年，曾志忞从日本回到祖国。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编写乐歌，传播爱国革命思想，唤起民众推翻专制王朝。革命党人秋瑾英勇就义前夕，在1907年的《中国女报》(秋瑾主编)上，登载了自己撰写的乐歌《勉女权》(署名“鉴湖女侠”)，号召妇女挣脱封建压迫的枷锁，勇敢地投入推翻清王朝、“恢复江山”的革命斗争中去。

　　曾志忞回国后的当年暑期，就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假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讲习会的讲习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曾志忞把在日本创办“国民音乐会”的教育方式，引进到国内来开展我国的音乐教育。对曾志在日本学习音乐，回国后继续从事音乐活动，他的父亲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曾志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志趣。

　　曾志忞并不满足于创办讲习会，他的理想是办一所正式的音乐学校。据冯亚雄在1959年的一次谈话中回忆，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就想办音乐学堂，但由于当时办音乐学堂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未能如愿。1908年，曾志忞得到了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他遵照父亲的临终遗嘱，创办了“上海贫儿院”，地址设在当时的上海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附近。1909年，曾志忞在贫儿院创办了管弦乐队，由冯亚雄、高砚耘负责教习。这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1910年6月3日，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在纪念曾铸病逝二周年恳亲暨纪念会上首次公开亮相，演出了许多节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演奏了亨德尔的管弦乐《进行曲》、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选段等作品。贫儿院管弦乐队在成立后不长的时间里，能演奏像《魔笛》这样的世界名曲，应该说是一个奇迹。1910年的“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图片资料。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该乐队共39人，乐队前手执指挥棒者是曾志，左侧持小提琴的是他的夫人曹汝锦。

　　在曾志忞等人的努力下，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很快发展成为一支规模较大的管弦乐队，从1909年底乐队正式组建时约20人，到1911年9月时已发展到81人。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海贫儿院的弦乐队组织法荣获特奖金牌。

　　《音乐教育论》

　　曾志忞还在梁启超创办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该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另外，他编著或翻译的书籍还有《和声略意》、《国民唱歌集》、《风琴练习法》、《简易进行曲》等等。由以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已不难看出多才多艺的曾志忞，在日本的五年间为近代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所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有这样的评价：“上海曾志忞，留学东京音乐学校有年，此实我国此学先登第一人也。”

　　《和声略意》

　　继而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后在《醒狮》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和声略意》一文，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学知识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国引进西洋和声学的先驱。

　　1913年夏，因沪南兵灾等原因，曾志忞全家移居北平，以律师为业，同时仍从事音乐活动。这时，他的兴趣转向研究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关心京剧音乐的改良。他在北京举办过一个“中西音乐会”，试图改良中国戏曲(京剧)音乐，采用中西乐器为戏曲伴奏。两年后，该会因经费缺乏等原因而停办。

　　晚年的曾志忞脱离了音乐活动，性情也变得冷傲孤僻，常常借酒消愁，意志日益消沉。曾志在当时是同情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有雄心壮志的，但在理想没能实现时心灰意冷，变得消极，这可以说是当时某些音乐家的无奈和悲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不是个别现象。

　　曾志忞认为，“以为凡事物之行于今世界者，考之我古国，无不毕具”的保守自持思想，是中国近代音乐落后的原因。曾志忞主张：“一事而不脱出泥古、自恃的性质，欲理想之发达，社会之进步，不亦难乎。夫音乐亦然。”凡此都使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曾志忞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活动家，是不应被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