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胡艺术地域特色的探讨(二)

　　第一，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艺术成就不成正比。就音乐中最小的题材——民歌来说，山西河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但那里民歌的艺术成就却很高。尤其在表现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些内容的民歌，更是震撼人心。说得远一点，荷兰很小，西班牙很偏，但那里的艺术成就很高。二胡艺术亦是如此。浏览近50年来在全国正式出版的约300首作品之中的较为经典的50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以《秦腔主题随想曲》《蓝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调》《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格浓郁的作品，形成了在中国二胡艺术中影响较大、分量较重的一大派别体系即“秦派二胡”。对此，在朱道忠先生的《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秦派二胡’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传承、探索、实践、创新，也以极其感人的风韵别树一帜地高扬于西北风中。此‘风’从黄土地高原向东吹醉了神州大地，国人无不惊异地引颈‘西望长安’，惊觉八百里秦川。”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音乐艺术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以京风、京韵为主题创作的二胡作品，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影响力上，尚不及“长安乐派”。因此，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成就不可概而言之。

　　第二，二胡的地域特色有远近而无高低。一国之内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世界范围内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但文化的发展与艺术的特色却不以地域为界划分高低。不能说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是不好的;同样道理，北京的二胡艺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其他省市的二胡艺术也有其独特风味和特色，客观地说，各有所长，不分轩轾。

　　第三，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差异。艺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质量而不在于外在数量。研究二胡地域现象不仅应该重视作品的数量、演奏的技巧，更应该注重地域二胡艺术所反映的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价值的高度与深度，或曰更应注重其凝练的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四，结合时间因素考虑。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的，不同的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明程度。比如17世纪，本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但那时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然处于狩猎文化的阶段。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连年出现高速增长的当前，地域之间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这说明相同的年代不一定处在相同的文明体系之内。这样，才能因地域文化差异而产生许多特殊的艺术现象。二胡艺术亦莫能外。

　　在二胡艺术的研究中考虑到空间环境的作用，实则并非新思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地域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山川河流，还要研究地区的文化及艺术。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必然受到这个地域内自然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及演奏这些作品的人，甚至非本地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这种地域文化的痕迹或是想象、感受这个地域的文化。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在创作、演奏、欣赏一首细腻悠扬的江南作品时，他所捕捉、感受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

　　近些年来，中国二胡艺术的研究在发展，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不甚关注。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文献：

　　[1]朱道忠《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国二胡2004年第2辑

　　[2]程民生《开拓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地域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9年6月25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