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指挥家边巴:藏族音乐创新要强调责任感

西藏指挥家边巴

　　西藏著名作家、区文联主席扎西达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一部妙趣横生的作品，叫做《泛音》，描写西藏最早的一批交响乐专业学生在内地学习，在拉萨生活的故事。那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前排乐师的领子上夹自己的乐谱;尝试最先锋的作曲风格;还走遍拉萨的大街小巷，只为了寻找传说中的一个古老声音。

　　边巴笑着说，《泛音》写的就是他们那一批人的生活，他们是西藏第一批交响乐师。

　　1985年，在西藏藏剧团供职的边巴获得了一次机会，到内地系统学习西方音乐。在中央音乐学院两年学习之后，他又到上海音乐学院进行为期6年的深造，师从张国勇先生(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先生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曾以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获得了博士学位。严格和正统的学院教育，让边巴拥有了对西方音乐完整的了解和体悟。学完归来之后，边巴一直在自治区歌舞团担任指挥工作。

　　在舞台一侧，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西藏商报：您是学习西方音乐出身的，请问您最欣赏的作曲家是谁?您是否指挥过他们的作品?

　　边巴：那太多了(笑)。我个人比较喜欢马勒、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还有老柴(柴可夫斯基)。我也经常指挥交响乐团演奏，比如去年我指挥演奏了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演出结束后，一个捷克人来找我。他说你们演奏的真好，他非常感动，还问我们为什么选择演奏《自新大陆》这么一部捷克人的作品呢?我说，德沃夏克是属于全世界的，并不是属于捷克的。(笑)

　　西藏商报：您现在主要的工作，是演奏还是创作呢?在西藏从事西方管弦乐的演奏，是否存在特别的困难?

　　边巴：我的主要工作现在是演奏，当然也会进行创作。在西藏进行交响乐演奏，主要的问题是市场对交响乐的认知程度不高。我们的乐团也面临着年轻人较少的情况，有断代的隐忧。此外，有些年轻人也不太愿意进行器乐方面的创作，心态有些浮躁，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西藏商报：从西方音乐的角度出发，您对藏族音乐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呢?

　　边巴：我觉得我的使命感主要在于传承藏族的音乐风格。藏族传统音乐经常体现出欢快、宁静、慈爱的特色，优美舒缓，没有现代音乐那种明确的高潮，而更多是表达了希望人类和平、世界大同的美妙理想和关怀。

　　西藏商报：西藏古老的音乐元素和藏乐器如何与现代音乐融合?

　　边巴：完全可以融合，例如我们这次演出的全部曲目，都是藏民族的音乐风格，却是采用了民族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其中有一部作品《儿女欢歌》，就采撷了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林芝和大峡谷的音乐风格，并通过现代方式进行组曲。

　　西藏商报：您最钟爱的西藏民族乐器是哪一种?

　　边巴：应当是法号，我觉得这种乐器庄严凝重，在乐曲中有强大的表现力。奏响时，让人肃然起敬。

　　西藏商报：您怎么看待如今音乐界的实验音乐风格?

　　边巴：我觉得这种尝试是有益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主题是鲜明的;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不明确，仅仅是纯粹的技术试验，那么意义不大。因为社会真正需要的，还是真、善、美的音乐。

　　西藏商报：您怎么看待如今西藏年轻歌手的蓬勃发展?您认为西藏音乐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

　　边巴：如今的拉萨，大约每个星期都要出一张新的碟片，新的歌曲层出不穷。但是其中，在作曲方面并没有挖掘本民族的音乐风格，在器乐方面的钻研就更少了。许多歌碟甚至直接用了汉语歌和外文歌的曲调，将词换成藏文演唱而已。这样的作品，大多以迅速成名为目的，的确太急功近利了，对本民族的音乐的挖掘，是比较肤浅的。

　　西藏本民族的作曲家，应当向捷克的巴托克(Bela Bartok)等作曲家学习。我们要传承民族音乐，然后再努力有所发展。这不应当以标新立异为唯一标准，而应当有价值追求。例如汉族的崔健和蒙古族的腾格尔，他们是做流行音乐的，但是却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风格。

　　藏族音乐未来的走向，我认为要强调责任感，认真挖掘本民族的音乐遗产。这样才能出现杰出的作曲家，但这需要过人的天分和坚持的毅力，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西藏商报：那么您有比较青睐的年轻乐队或乐手吗?

　　边巴：我今年52岁，到了我这个年纪，一般就不太急功近利了。因此，我和社会是脱节的(笑)。所以，我没有要推荐的乐队。

　　西藏商报：您现在还每天听音乐吗?您在事业上有何进一步的目标?

　　边巴：我当然每天都要听音乐，有交响乐也有流行乐，每天一定要听。至于说到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希望能对本民族的音乐有所发展，哪怕只走一步，只走一小步都可以。

　　西藏商报　杜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