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与他保持了30年“最佳损友”关系的萨蒂,其实验性的和声构造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他。还有一个绝妙的关于德彪西的描述你听了一定心驰神往——1912年,他和斯特拉文斯基一起坐在朋友家的钢琴前在尝试《春之祭》的第一乐章的四手联弹。
英国音乐史学家爱德华·洛克斯贝瑟在他1936年出版的德彪西传记中数次更新了这位艺术家的本质,他暗示德彪西“这是以一排矗立的讽刺来隔绝和掩护自己”。洛克斯贝瑟引用了一封德彪西在1893年写给作曲家欧内斯·肖颂的信:“我在这里,就这样蹉跎了31年还不能确定自己的审美,还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够达成——创造出旷世的杰作,比如,那种真正富有责任感的作品——我有太多的顾虑,我考虑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东西,因此只能看到现实的逼迫和我自己的无能为力。”
所以德彪西真的是印象派吗?在广度和深度均得到公认的国际音乐百科全书《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字典》的2001年新版中,法国音乐理论家弗朗索瓦·雷索尔强烈反对这一说法。他将德彪西的条目置于法国文艺界始于1885年的象征主义运动中。这是一个以德彪西美学为特点的分类。雷索尔写道,“抛弃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过度的明确的形式主义,强调敌对,对公众难以捉摸的品味漠不关心,他是神秘的,甚至深奥。”
这些原则中的一部分听起来的确让我们联想到印象主义。当《大海》1905年被介绍进入公众视野,德彪西允许一些条目将其记述为“印象派音乐”,“对其形式拥有专属权的是它的作曲家。”然而到1908年,德彪西给出版社写信试图使自己更加“与众不同”一些,并且说“哪个蠢货说它是印象派,这可能是最不恰当的术语”。
我们能够得出些什么结论呢?好吧,某些人的工作是通过总结使古典音乐更接近普通读者大众,那么这些有问题的条款,比如印象派之于德彪西,或者无调性(勋伯格自己恨极了这种说法)或者极简主义(菲利普·格拉斯始终否认),它们就是这样派上用场的。
雷索尔关于《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1902年首演的描述是“杰出的法国象征主义”。德彪西改编莫里斯·梅特林克1893创作的象征主义戏剧,在森林中迷失的可爱脆弱又神秘的年轻女子梅丽桑德,被忧郁而体面的格劳发现,之后二人结了婚。但格劳冲动不谙世事的弟弟佩里亚斯却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梅丽桑德,这样的三角关系注定了悲剧的发生。德彪西的音乐利用微小的难以察觉的暗涌激起看似无关紧要对话之下所潜藏的清晰而繁荣的意象阐释。
德彪西最初承诺梅丽桑德这个角色由梅特林克的情妇扮演,却临时变卦违约并不再继续他们的关系。德彪西明智地选择了委托苏格兰女高音歌唱家玛丽·高登演绎这一角色。一版录制于1904年十分粗糙却珍贵的录音记录了德彪西与高登在钢琴前合作三支短歌的情形。出自《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的小咏叹调《遗忘》,高登的演唱柔情而深邃,似蒙着一层面纱,又带着几分薄凉的意味,可谓是对这个角色和这段音乐的完美演绎。对于今天所有关于如何“贯彻执行”印象派(该死,我自己怎么也用到这个词了)的假设和猜测,德彪西自己的演奏,轻灵的触动和清晰的节奏想必是最好的示范。
当德彪西接受了梅特林克的意见,他变得更加肆意和易怒了。作为罗马奖学金一等奖的获得者,他在意大利并不满意地逗留了三年。之后,他和加布里埃尔·杜邦保持了一段长时间的热恋关系。随后又因为她的朋友罗莎莉·特西尔离开了加布里埃尔,罗莎莉似乎是一名时装模特, 1899年德彪西与之结了婚,但是婚后他开始发现她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并且和一名见识不凡的巴黎银行家的妻子艾玛·巴达可产生了暧昧关系(这让德彪西妻子后来企图自杀),他和艾玛育有一女,那是他唯一的孩子。
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中,这个创造无数美妙音乐的天才却一直饱受直肠癌折磨。尽管1915年他成为了第一批接受结肠造口术手术的病人,但他仍在1918年仅55岁时便英年早逝。
如果今年纽约没有进行关于德彪西的什么庆典,一些有意义的录音还是会被大肆发行,比如德国留声机唱片10月将在美国发行的法国钢琴家皮埃尔·劳伦·艾玛尔的两部关于德彪西前奏曲的新版本就很值得关注。艾玛尔先生11月将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奏《前奏曲》(第二册),他将用他精湛的技巧捕捉那些狡猾的、渴望的、炽烈的、充满幻想的巧妙而多样的音乐碎片,并将它们拼凑织就为大胆的当代艺术品。
顺便说一下,为了对抗印象派这个标签,德彪西在每段的结尾都用很小的字注上这些前奏曲的标题。不过,这些充满想像力的标题,比如Feuilles Mortes(法语,意为死亡树叶),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确怎么看都像一幅印象派画的名字呢?
(安东尼·托马西尼,《纽约时报》首席古典音乐评论家。原文刊登于8月17日《纽约时报》。东方早报记者陈晨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