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00年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推出《春之祭》,为现代音乐开启新的一页。今年,全世界范围都有向《春之祭》百年致敬的演出。
2013年9月13日,有朋友去国家大剧院观看波兰舞蹈团的现代舞剧《春之祭》,问到作曲大师斯特拉文斯基这部作品的情况。我讲了几年前在北京天桥剧场欣赏德国女舞蹈家皮娜·鲍什上演该剧时的盛况。皮娜的剧团以舞蹈见长,作品打上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痕迹。记得不同肤色的演员赤裸上身,展现春天萌发时黑暗大地上的生机,尤其是女性舞蹈者甩动乱发,表达出植物不可抑制的本能与力量。但国内关于这部作品的译名一直有歧义。对斯特拉文斯基而言,“春之祭”属于副标题所称的“俄罗斯异教徒的图画”,是异端之神的狂欢;而我们却总以为这部作品事关一场春天的祭奠。
《春之祭》在音乐史上的意义不用赘言。那是现代主义登场的年代。无论音乐、绘画、诗歌、小说,都有代表人物,仿佛旧日文化殿堂里逃亡出来的新生者。只是最先引发社会震撼的,是音乐的革新者斯特拉文斯基。现在算来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小说,以及毕加索等影响世界的作品,都稍稍滞后一些。斯特拉文斯基属于先声夺人。
重听这部作品,开头的旋律还有古典的余绪,仿佛从神殿取出的最后烛火。但进入正题以后,所有的音乐美学与修辞变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野蛮力量,从奇特的音响里表达出来,尤其是定音鼓的运用(斯特拉文斯基是一位配器大师,管乐和弦乐的运用参差而斑驳,有崭新的效果),阴森而让人不安。不过我们领受了太多现代主义音乐之后,重新研读《春之祭》,还会觉得它是古典的,只是异端而已。很多音乐的叙述都能找到相似的血缘,比如一些古典歌剧使用过的配器片段。《春之祭》是介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的作品,像挤在门缝里要出来的人,其挣脱的挤压姿态令人难忘。其后诸多现代主义作品,都没有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那种挤压感。而这种挤压体现在他音色的革命上。公允地说,《春之祭》与古典世界割不断、扯不清的联系,才让这个异端的精灵引发听众的撕扯与打斗。也可以认为,斯氏是古典母体生出来的叛逆者;如果没有古典母体,听众不会感到作品带来的破碎与残忍感受。我们听勋伯格开创的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完全能感受到这是另一种表达方式,与古典的母体发生了隔离。正由于听觉里血缘的亲近,才让我们对异端难以接受。
斯特拉文斯基的祖上是波兰人(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他的祖籍是波兰,因此对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有亲近感)。不知这次国家大剧院上演波兰剧团演绎的斯氏作品,是否有这种内在的意义。朋友从剧场回来,说整部作品还是音乐盖过了舞蹈。但按我的理解,现代主义音乐语汇的真正开拓者是奥地利的韦伯恩,并非斯特拉文斯基。韦伯恩当属西方古典音乐曲式的最后一个子嗣。他寻找的不是变异与发展之路,而是最后的守夜。他把西方音乐作了提纯与浓缩,把繁杂的长篇大论总结成了有限的箴言。现代主义的很多作曲家都承认他们的音乐理念由韦伯恩而来,而非斯特拉文斯基的传人(比如法国六人团)。
可就影响力而言,斯特拉文斯基还是太大了。从《春之祭》开始,他就走上了一条兼容并蓄的道路,不仅汲取古典音乐的精华,而且吸收勋伯格十二音体系的创作方法,所谓有容乃大,百川灌河,成就一代大师。他像绘画界的毕加索一样,与各个流派相遇,最终成了各个流派的领头羊,虽然不具原初开创力,但美学上具有一种指向现代世界的特殊冲击力。
宝丽金公司1985年推出过伯恩斯坦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春之祭》唱片,时长36分55秒。我重听这部作品,有不少特别的感觉涌上心头。100年了,关于古典关于现代,有什么话可说呢?如果说《春之祭》是古典音乐的哀歌与转折的话,我们是否也该为现代主义音乐所营造的听众的普遍流失说声难忍呢?在这个时代,听众再也不会为一部音乐作品打斗了。异教者的声音传遍大地,现代或后现代世界里,人们对任何激变早就见怪不怪。(深圳特区报/贾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