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节目漫评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曲艺门类作品决赛日前圆满落幕。本届群星奖在往届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包括增加了复赛环节。所有参赛节目均要通过初选、复赛和决赛，才可最后冲刺奖项。这为切实推动群众文艺包括基层曲艺的创作和表演，努力推出能为民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有效推举创作、表演和伴奏等的各类人才，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群星奖的曲艺门类作品比赛，真正成为检阅和展示近年全国群众曲艺创演成果、发现并激励各地各界尤其是基层业余曲艺创演人才，提供参赛者交流学习的难得机会和全面提升群众曲艺创演水平的有效机制与广阔平台。

　　综观本届群星奖曲艺比赛，无论是组织工作的保障力度，还是群众参与的深广程度，特别是节目质量的水平高度，都有许多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切记取的地方。

　　关于赛事组织和保障工作的力度，可从许多最后进入决赛的优秀节目从初选到复赛再到决赛的不断加工和打磨中集中地体现出来。这些节目的不断加工和打磨，凝结着广大基层文艺工作者的不懈进取，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级政府尤其是文化主管部门，包括文化馆站在组织服务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的全力保障。尤为可贵的是，很多地方不仅将此作为参加和备战比赛的“政绩”去经营，更作为借以培养磨练队伍和积累创演经验的人才与智力投入去拼搏。而且他们并没有将精力和资金过多地花费在技术装置与舞台包装上，而是主要投向了曲本创作的形象塑造、主题提炼和舞台表演等方面。有的地方甚至借着加工打磨节目，引入了国家级人才的专业创演指导，以此为本地的曲艺发展凝聚力量、注入活力。在确保群众广泛参与方面，各地也有许多亮点。如湖南推荐的常德乡村“鼓书”艺人在比赛中脱颖而出，使得这种体制外的民间力量，赋予了当下群众文化工作机制以更为深广的范畴和内涵;而山西推荐的盲艺人参赛队伍与宁夏银川及山东济南的老年选手与少儿选手的表现，包括有诸多少数民族曲艺品种及节目富于特色，更体现着赛事组织的初衷与导向追求。

　　本届群星奖的曲艺参赛作品及其获奖节目与前几届相比，整体上有着较为明显的进步和提高。可圈可点、可赞可叹!

　　首先，在创作的题材内容上，绝大多数节目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非常注意从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如湖南推荐的两个孝鼓节目即“湘北大鼓”《赈酒也烦恼》和《传承》，均从以形象反映当下世风的角度，艺术地讽刺了让乡村百姓苦不堪言的份子钱等人情风，深刻针砭了官本位思想在社会底层的存在风景，表现出来自乡村的民间艺人对于当今社会人生况味的审美观察与别样体认;上海推荐的故事《镜头外的故事》、《戆到底》，聚焦了当今存在着的思想作风与道德诚信问题，无不充盈着深刻锐利的思想锋芒。其所体现的最为珍贵的创演品格，就是脚踏实地和深接地气。

　　其次，在节目主题立意上，都能突出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即使是那些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的节目，也能充分弘扬曲艺创演“古事今说，远事近说，假事真说，虚事实说”的艺术表现特色;远离通常易犯的标语口号式宣传与高台教化式说教，更无颠覆恶搞的“消解”与胡编乱造的“创作”。如山东推荐的山东渔鼓《孔子试徒》，对“无功受禄心不忍，不劳而获枉为人。穷则思变凭勤奋，生财有道靠耕耘”的“诚实心”的热情礼赞。至于涉及现实题材的参赛节目，更是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挥洒出美好的精神力量。诸如浙江推荐的杭州评话《斗牛》和宁波走书《兵站故事》对于军人形象的热情赞颂，象山唱新闻《长年葱》、湖州三跳《三张火车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审美思考，均能着眼当下人心，切实发挥了艺术“春风化雨”“引领风尚”的特性。

　　同时，在舞台呈现上，作品大都能够突出各地曲种的地方特色。许多进入决赛的节目，演员的说唱功力和伴奏技巧均很深厚娴熟。特别是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基层创演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与“业余”概念正在改变，群众文化的品质和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堪比乃至超过了许多专业创演，这在本届群星奖的曲艺类比赛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特别是其“群众编演，编演群众”的创演特色和“眼下事，身边人，世间情，易共鸣”的创演路径，包括不以技术遮蔽艺术，不以热闹冲淡门道的创作理念上的清醒，已然使得部分节目具有了“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经典品格。

　　当然，本届群星奖的少数参赛节目特别是初赛和复赛节目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戏剧化”“歌舞化”和“杂耍化”的乱象，个别节目甚至还存在概念宣传和标语口号的痕迹。经过了两次的筛选淘汰，进入决赛的节目基本上没有了上述的问题，这也算是专业化评选对于当下基层曲艺创演的一种警示性导引，体现了赛事举办及其专业化评选本来的导向意义。相信曾经具有这些遗憾的节目表演单位及参与编演的个人，定会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在今后的曲艺创演实践中拿出令人满意的典范精品。(作者吴文科，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