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艺术家颇那携宝乌尔北京献艺

80岁的印度宝乌尔(Baul)艺术家颇那(Purna Das Baul)(王卓 摄)

　　80岁的印度宝乌尔(Baul)艺术家颇那(Purna Das Baul)日前携家族乐队登台后山艺术空间，在自制原生态乐器混合风琴、竹笛与手鼓的声响、呼喊与咏唱中，为围坐一圈的北京乐迷呈现了起源于八百年前的精神舞蹈。这位曾在1969年伍斯托克音乐节上与鲍勃·迪伦同台演出并成为后者偶像的民间艺人，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来京前先登台南昌。

　　裹火红色头巾、与子孙们同台的颇那，与七八位乐手一样身穿色块鲜艳的长袍。19岁的颇那孙子、同样在学习宝乌尔音乐的小迪告诉记者，色块寓意世界上不同的信仰，“如果一个人能担当得起所有的色彩，那么多的色彩也能够相处”。颇那说，“宝乌尔”是一种向人类而不是向神致敬的信仰。

　　颇那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与诗人泰戈尔是好友。在北京的音乐会开场，颇那之子就先唱了一段歌词来自泰戈尔、曲调来自他祖父的宝乌尔名曲。而亦唱亦舞的颇那，在台上兼当乐团指挥，他背着自己用南瓜和竹子自制的手鼓，与两位儿子的斑鸠琴和竹笛，以及两种手鼓和风琴互动。台上每个人都赤着脚在音乐中狂欢。

　　■ 关于“宝乌尔”

　　“宝乌尔”是起源于印度东部孟加拉邦的一种精神理想与音乐传统，至今在颇那家族中已传承600年。颇那是史上将宝乌尔音乐传播到印度以外并获得商业成功的第一人，上世纪60年代颇那短暂居留美国的4年里，他的音乐与生活与“披头士”乐队成员乔治·哈里森、“垮掉派”诗人阿伦·金斯堡以及另一位印度音乐传奇艺术家拉维·香卡等人都紧密相连。

　　2005年，“宝乌尔”传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 对话颇那

　　5岁开始卖唱，因泰戈尔进城

　　新京报：你从家族中传承的“宝乌尔”，学习与生活的过程是怎样的?

　　颇那：我成长的村子叫Suri，我从5岁开始父亲就教我学习“宝乌尔”音乐和唱歌，一边就开始卖唱了。“卖唱”跟现在的“乞讨”不是一个意义，而是宝乌尔一向以来的传统：我们在街上唱歌，并不去要钱，听的人主动会给钱或者粮食。但一定要给单数的，双数的话我们不要。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也说不清。从小我就习惯了每天清晨4点起床，开始打坐、练习呼吸、做瑜伽，每天三小时。练习呼吸最重要，我们相信将气息尽可能呼出体外，一切杂念都会消退，身体就会变得极轻。我父亲和泰戈尔是好朋友，泰戈尔的诗歌和音乐曾借用过我们家族的四、五个曲调。我12岁时到斋浦尔市去演出，泰戈尔去世时我还不到8岁，只记得见过他，我知道我有机会到大城市去是因为泰戈尔的原因。

　　新京报：1969年你与鲍勃·迪伦同台前知道他吗?在伍斯托克音乐节上的经历对你有过什么影响?

　　颇那：当时阿伦·金斯堡是我父亲的一个学生，1965年阿伦给鲍勃·迪伦的经纪人打电话，请我去参加伍斯托克音乐节。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第一次就去了40个城市。演出前我不知道鲍勃·迪伦，看到那么多人来捧他的场，开始很紧张，但当他开始弹吉他唱歌、吹口琴时，我觉得有点像做梦了。伍斯托克音乐节演出那天刚好是鲍勃的生日，我用印度方言唱了他的《答案在风中飘》。但是我看到台下全是飘飘欲仙的男男女女，觉得震惊，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父亲以前抽大麻很厉害，我一直不喜欢。后来有好几次机会有人邀请我移居到美国去，我在美国跟乔治·哈里森他们一起住了4年，经常有警察来抓瘾君子，我非常不喜欢。后来圣地亚哥政府给我提供了一个农场、大房子，我还是想回到Suri村里去，照顾我的小猫小狗。现在圣地亚哥那块地建起了一个宝乌尔学院，已经有三四千学生了。

　　新京报：音乐中，“宝乌尔”的精神核心是什么?

　　颇那：“宝乌尔”是游吟诗人式的音乐，传统上就是在沙漠里边走边唱。“宝乌尔”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苦行僧式的，一辈子不结婚，不在公共场合演唱，只在私底下唱，通过收学生去传承这种艺术。另一种是会组成家庭的，就像我们，父亲给我作一首曲调，我给儿子也作一首曲子，这样代代相传下去。现在有一种新型的“宝乌尔”乐手，演出就为了钱，但那是不对的。“宝乌尔”不崇拜神，而崇拜人，我们唱咏日常生活与人类的每一样细微情感。我们要通过尊重与热爱人而获得爱和尊重。神灵不在庙里，而在人心中。(新京报/特约记者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