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盾：让扶青成为“平台”

　　在本届国际艺术节上，作曲家谭盾的出镜率挺高，一方面他自己的新作《女书》受艺术节委约，在上海进行国内首演，一方面作为本届扶青计划的评委会主席，谭盾在上戏办讲座、带国际艺术家看演出、帮助青年艺术家“摇旗呐喊”。而早在几个月前，谭盾已经作为导师介入年轻艺术家们的创作。“我对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很感兴趣，我也希望受到挑战，看自己可以学到什么。”

　　在离开上海前往美国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奏《女书》之前，谭盾接受早报记者专访，谈到他两年来参与扶青计划的一些直观感受。

　　东方早报：一个艺术节委约对年轻艺术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记得你年轻时第一次接到委约邀请是什么情形吗?

　　谭盾：我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给艺术家或者艺术节建议。我第一次接到委约的经历是我刚到美国一个月的时候，纽约“中国城”的一所国际中学请我为不同文化的孩子写一首室内乐作品，委约金只有75美元，当时我已经吓死了，觉得怎么那么多。我就诚惶诚恐地跑去问，你们要我写什么?对方说，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最好可以写些你熟悉的东西。

　　五年后，我接到美国最好的乐团波士顿交响的委约，我一样问他们，写什么?他们的回答也是——随你喜欢，但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应该最有意思。然后我回到我的故乡湖南，在湘西搜集民间素材，这才有了《地图》。

　　之后收到大都会歌剧院的委约，题材同样没有限制，但我给出的几个方向都已经关乎我们的文明——“犹太人在上海”、“庄周之梦与弗洛伊德之梦”、“秦始皇统一人心”，这个阶段已经是自发地往我熟悉且感兴趣的方向去寻找我的创作素材。

　　我说这三次的委约经历，是想说，那些帮助我的人不仅仅是给我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给予自由的同时也接收到思想和引导，是他们在给予自由的同时又给予看似不经意的建议，而那些建议最终让我找到自己。

　　东方早报：现在国际上许多艺术节的委约都是不设主题的，上海设了主题会不会是一种限制?

　　谭盾：我认为限定和引导是不同的。我年轻时也是希望能有一个方向的，他们所谓的“你熟悉的”便是一种引导，和我们今年的“当昨天遇到未来”一样，给创作者多看到一条创作的方向。有根基、有底蕴的异想天开和无根基、无底蕴的胡思乱想是不同的。“传”和“承”是艺术家一辈子的课题，要用一辈子的领悟，而一旦开悟，对创造力的推动就是无穷的。

　　艺术节委约命题，或者让我们这些“导师”去指导，起的作用都是帮年轻人打开他们的视野，看到这个世界的舞台。

　　东方早报：作为评委会主席，你对今年的委约作品有何评价?

　　谭盾：首先我必须要说，几位入选作者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有的自学成才、有的出身世家、有的经验丰富，而他们共同的才华体现在他们自身技艺的扎实性已经磨炼得非常好，足以让他们以自己的技能应对任何创新的变化。而反映出普遍的问题则是视野不够开拓，创意形式单一、同质化。这个问题同样反映在参选的百余部作品中，可能由于当代中国艺术教育的“近亲繁殖”，以及青年艺术家眼界的局限，让他们的创作被束缚了手脚。除了手法上的雷同，思维的广度也受到限制，因为在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阅读也远远不够。当然，这和我们整个国家文化环境本身不够多样性也有很大关系。而他们应该趁着年轻多看看这个世界，在五光十色的纷呈中找自己，而不是只看着眼前一条路。

　　东方早报：你本人每年也会受到全球各大艺术节的委约，而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才刚刚起步，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上海吗?

　　谭盾：可以更国际化，不用局限于本土艺术家。在世界范围内征集，一方面是体现艺术节的国际性，一方面也能拓宽参与者的事业。

　　其次是打破节目与节目之间的壁垒，把“发现精品”和“营造园地”两者结合，让扶植青年艺术家计划成为一个更长效和开放的“平台”而不仅仅是“舞台”。现在的几个节目各自为政，每个人局限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除了在演艺空间观赏，自身之间也可以撞击出更多的可能性。同龄人的交流有时候会比“导师”的指导更有火花。

　　还有一点，我建议可以增加委约的经费，让导师们开设工作坊，真正能够做到面对面、手把手地去给予指导，因为每一个成熟的艺术家，都有一个完备的精神世界和技术体系。现在我们做“志愿者”义务劳动，的确很难真正沉下心来有系统地给予实质性的指导。我还住在上海，其他不在上海的艺术家能做的更少。(东方早报/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