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一个特立独行,游走在绘画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他对于音乐的感受有惊人的敏锐。在他诸多的散文中,经常提及肖邦、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清澈有序的音符始终静静地流淌在他的文字中。
2013年第六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邀请陈丹青先生以绘画和音乐为题,举行专题讲座。讲座当天下午,我约了丹青先生,请他谈谈两者的关联,聊天在很轻松的氛围中进行,和其文字一样,他说话很率性,朴素、直白,不添加任何东西,他与音乐的关系若即若离,而音乐给予他快感和幸福。他的感受和表达很个人化,包括作曲家演奏家不同的版本,这无关对错,但却能触及艺术本真的一些东西。一个小时的交谈很尽兴,不必把音乐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就是自然的、纯粹的分享……
“我想音乐是一种更大的存在,你住在这个声音里面,然后做你自己的事情”
记者:音乐在你的创作绘画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陈丹青:它在陪我。反正它要是不在场,状态就是上不来,如果有音乐会好得多。
记者:平时主要听一些什么类型的音乐?
陈丹青: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而且是已经听熟的那些。如果听新的曲子,我可能会分心,我得认真听,但其实这个情况不太好,好像音乐在伺候你,因为你在做你的事情。但很奇怪,在画画的时候耳朵会没事的,所以耳朵很认真地听每个音符,同时在画画,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
记者:这可能是两种艺术很接近,互相给予灵感。
陈丹青:我想不会有一段音乐我听在耳朵里,我手下就画得特别好,应该不会的。这画画就是一个工匠的状态,就像补衣服一样一块补好再补另一块。我很难举证哪段音乐会真的对我这幅画有好处。我想音乐是一种更大的存在,你住在这个声音里面,然后做你自己的事情。
“‘文革’后,寻找各种唱片,零零碎碎听古典乐,一听就完全掉进去了”
记者:你十几岁就开始听古典音乐了,那个年代,你是不是听得很小心?
陈丹青:我记得是在13岁以前。后来在“文革”中听唱片能够记得的片段,包括莫扎特、舒伯特啊,其实都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的,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叫古典音乐,后来听到了我一下子就能跟上去。到第二个阶段“文革”的时候,在广播电台任何节目里都听不到古典乐了,但奇怪,就那个时候我反而开始认真地听古典音乐,寻找各种唱片,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能想得到的这些名字,都零零碎碎地听,听得完全掉进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文革”结束以后,1977到197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恢复播送古典音乐,那天播放李德伦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日子,我叫了很多人等在收音机旁。我记得之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恢复了播放古典音乐,一直到我出国前,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收听这个古典频率,很专业但是又很通俗。举例来说,它会向听众详细介绍肖邦《第二奏鸣曲》慢乐章等,这是一个葬礼奏鸣曲,我印象非常深。
记者:最能打动你的和你心性最接近的作曲家作品有哪些?
陈丹青:各有各的好。但是岁数大了以后慢慢开始听一些很古的像巴洛克、巴赫、蒙特威尔第,海顿则是以后再慢慢听进去的,以前会觉得他很简单,现在越听越有味道。年轻时候听不懂勃拉姆斯、舒曼,而肖斯塔科维奇啊、布鲁克纳的听得更少。现在慢慢慢慢越听越多,包括一部分无调性音乐,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像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后来条件好了,有机会听现场音乐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