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自己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粉丝和听众的?
钟立风:第一个时间段是2006年签约太合麦田时,那时出了平生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在路旁》,被公司定位“新红白蓝之白”。因为“太麦”力推,那时候做了不少电台、电视的推广和宣传。有不少朋友打电话向我祝贺:小钟,我在机场大银幕上看到你的MV了、我在三里屯一条街上看到你的大海报了等等。那一年《在路旁》还获得了上海东方风云榜的冠军。还记得一个朋友,也是汪峰的好友,他告诉我,老汪说“太麦的‘新红白蓝’势头很猛啊,好像要火!”但是这样的延续的不是很长,公司签了一些主流的歌手,像李宇春、满文军啊这样的大众偶像,很自然的,像我们这种较为独立、人文和小众的歌手就被“掩盖”了。
沉寂积蓄了好几年之后,也与太麦的合约到期了,自己就成了独立的野草莓厂牌,一口气出了两张专辑。那个时候脱离了正规唱片公司包装的手段,加上这些年浸淫书籍和艺术,如此,自己的气质和个性反而发挥的更加淋漓尽致,所以很快被一些文艺、知识青年所喜欢。这是第二个阶段。
记者:之前李健安慰你说,创作型歌手都是27岁开始红的。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红的?
钟立风:我现在都过了37了也没有红呀……但李健是真的红了。他当时跟我这么说。我到北京的时候21岁,由于年少轻狂,的确很想成名!也因为根本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才会有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期盼和想法,当然这种期盼既纯真也带点功利性。后来自己内心积攒更多的东西后就更清楚自己了。出不出名好像也不是很重要,无所谓啦。我觉得自己也不用成名,但一定会细水长流,被某一部分人长久的喜欢。
记者:现在也算成名了。
钟立风:那就看怎么说喽。被某一部分人喜欢吧。这样的类型,说是小众也好,独立也罢,我觉得也是一股力量,若是缺少了我们这些小众歌手(笑),那整个乐坛将会大打折扣,少了许多迷人而美好的风景。虽然这些年来提及民谣的人或者提及我们这些歌手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它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不会的。所以那种意义上的红,基本上也不会了,你所选择的道路已经有这么一个定性了。要是我们这种音乐成为主流了,肯定也会变质,也会很烂俗了,因为“大多数都是错误的。”
记者:那你还记得27岁时是什么状态吗?
钟立风:那个时候来北京已经六年了,对音乐,对成为一个成名歌手已不抱希望。但是一直没有停下来创作。那个时候就开始投入到写作中去了。把精力放在阅读和写作上,沉浸在文学里面。这些年来如果自己有一些进步的话,那一定都是阅读带给我的。因为之前太把音乐当回事了,就一心一意扑在音乐上,结果发现那样其实是不对的,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字或是别的什么,都来自内心的丰富和积累。那时候,对于文学,可以说是痴迷,每天没有目的的,总会写出很多断想或随笔,心里总是澎湃着激荡着。所以这些年虽然每年出一本书,其实有一部分都是那时累积下来的文章。
关于音乐民谣是一种情怀和格调
记者:你在书里面批评了现在有些音乐的电视娱乐节目,说“许多歌手还没开始献唱呢,就把自己端起来了,又土又做作”。
钟立风:无独有偶,有一次上网看了许巍的一个采访,他居然也说到现在一些音乐和节目“做作”和“土”。我想这些事存在也正常,家里没有电视机,我偶尔会上网搜看《全能星战》这样的栏目,看看龚琳娜与陶喆他们,也蛮刺激和过瘾的,也让我们重新见识到他们的好。有些电视节目肯定是很吸引大众的眼球的,选秀啊,是很土,很做作,但也该允许他们的存在。但我会坚定做自己的东西,甚至比以往还会更加“往后退一步”,如此可能更接近内在。只有五彩纷呈,各司其职,大家才满意吧。
记者:可是人总是想要自己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
钟立风:没有人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也想,我也想让演出费能够高一点(笑),认知度能够更多一点,也有这样的虚荣心。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而且确实现在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不会说像当年那样,连下一顿晚餐,或者下个月的房租都不知道怎么办。甚至有很多成名歌手,是那种大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反而很羡慕我,他们会通过朋友的介绍,找到我家里来,切身感受我的“宁静与自得”。
记者:现在好像喜欢民谣的人越来越多了。
钟立风:民谣就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而不是说简单地弄几个和弦,拿一把吉他,唱点小清新,或者针对时事发表下自己的见解,觉得那样就是民谣,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谈论民谣的时候,我们在听什么”(笑)。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不算是民谣歌曲,或者不算是民谣歌手。民谣的形式不重要的,可以清唱,甚至可以用交响乐的方式,只要它的精神和内核是民谣的。民谣更是一份情怀,一种格调和自我追求。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民谣歌手不是很多。记者 陈梦溪
新书节选
《在各种悲喜交集处》分为友多闻、素履行、旅梦人三部分,友多闻,讲述与周云蓬、李健、万晓利等友人的往事趣闻;素履行,分享他心中最精彩的音乐、电影、小说;旅梦人则是他在现实世界以及其他世界旅行的记录。以下是书中内容节选。
谈杨宗纬
地铁行驶了大半,到了一个换乘站。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少见的号码,接通后,一个温暖的声音:立风,我是宗纬……“现在台北正下雨,所以我就想给朋友拨通电话……”挂断电话,我也快到家了,他好像把温暖、简静全部通过电话输送给了我。
宗纬说最开始是偶然读到我在杂志上写的文章,里面有我对音乐与艺术的解读,仿佛遇到知心人,而后马上找到我的音乐来听,于是给我私信留言,期盼见面相谈。我看过《北京青年周刊》对他的专访,记者觉得好奇,两个可谓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怎么会成为朋友?说实话,最初我也想不到,一个如日中天的全民偶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民谣歌者,怎么可能有所交集!而宗纬回答记者时说到的诸如“仰慕”、“热血沸腾”、“好像自己像个歌迷”等话语更是叫我汗颜不已。他希望我能为他写歌,以我的民谣的方式……
那次宗纬从台北到北京,忙完他的活动后,上门看我,虽是初次相见,但心有灵犀,仿佛已经相识许多年,弹弹、唱唱、谈谈。他还给我带来两首他的原创作品,只以一把竖琴伴奏。
谈朴树
大概是2001年,一个下午,我们共同的老板宋柯第一次召见我去华纳唱片与他商谈签约。我与朴树在电梯口相逢,我出,他进。之前素未谋面,但他友善平和,冲我微笑一下,然后离去。是那种令人不会忘记的温暖明亮的笑。后来出了唱片,被唱片公司企划定位为“新红白蓝之白”,以至于每次节目采访总得被主持人问起,和“老红白蓝的白”——朴树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这如何回答?搞得我很是苦恼。
谈李健
以前出唱片接受采访,一些DJ和记者朋友都知道我和李健交情甚笃,也有不少听友同属于我们共同的歌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初到北京没多久就与李健相识了,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清华就读吧。他与卢庚戌同组“水木年华”时尤为明显。如果卢是张扬的、外露的、快速的,那么李就是含蓄的、内敛的、缓慢的。在水木年华颇为红火的时候,他却选择了退出,过了很长一段寂静的、自由的、比缓慢还要缓慢的生活。
早在我们二十来岁的时候,时常相约闲谈,每次见面我们都会为对方献唱近作,以作分享、以求鼓励。之后我总会流露出对现实的担忧和迷茫。彼时李健总是无比坚定而有信心,他劝慰我说,一般创作型歌手都在二十七岁成名,列举朴树、高晓松、郑钧等等。听他那么一说,我顿时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前些年,我在钟鼓楼附近“疆进酒”举办小型音乐会,李健前来捧场做嘉宾,第二年他的《传奇》就被王菲传唱开了,他上台演唱之前开玩笑说,“我和小钟同岁,我们今年都是二十七岁”。知道我们真实年岁的歌迷被李健这么一开玩笑,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