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我们的戏曲艺术在表现“骑马” 、“行船” ,“坐轿” 、“抬轿”和冷兵器战斗时都办法多多,手到擒来。而一旦需要表现“乘车” 、“驾车” 、“坐电梯”或者现代战争时就捉襟见肘,无计可施。我以为这切不可成为我们向后转、逃逸当下担当的理由。我们应积极应对,大胆挑战自我,发挥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才能,让表现新生活的需求带动新形式的创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热潮曾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批新形式和新的表现手段,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比如取消了生角的小嗓子演唱,使之更合于革命英雄人物的身份和品格;以混合乐队替代了传统的“三大件”伴奏,使音乐从堂会格局步入剧场风范;取消了厚底靴而代之以草鞋、布鞋;通过设置石块、土墩、平台等凸现(实质是放大)演员的外形,以增强人物的英武气;以白毛巾代替了常见的生角手中的折扇和旦角手中的团扇。这些,已经部分地成为当今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常用手段。
作为一门艺术,戏曲应当有融入时代、表现时代的勇气和能力,而这勇气和能力必须从积极地表现当代生活开始。只演老戏,不敢涉足现代生活,戏曲的没落将无可逆转。
四、以关注大众换取大众关注
当今戏曲艺术遭遇的最大困难莫过于观众不进剧场,或对戏曲的情感冷淡。我以为,说其它娱乐形式的“分羹”或许有一定道理,但这决不仅是戏曲这个特定艺术门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戏曲离现实太远,离大众的情感太远。过多地演出过去时代的人和事,疏离了今天的观众,使他们在舞台上看不到今天的生活,看不到熟悉的人们,听不到现实的声音,找不到时代诉求。一句话,戏曲不关注今天大众的喜怒哀乐,大众也就自然要与之分道扬镳。
戏曲应当反映当下人们的精神诉求,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否则就是一种责任逃逸,也是自我孤立。在这方面,过去的戏曲是有着良好传统的。可以说,一部戏曲史,实质上就是戏曲艺术关注当下生活、反映大众诉求、表达百姓心声的历史。被视为中国戏剧最初背影的“优孟衣冠” ,就是春秋时楚国宫廷艺人通过装扮表演为已故令尹(楚相)孙叔敖的儿子争取权益的故事;唐代歌舞戏《踏摇娘》 ,所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中妇女家庭地位低下的问题;南戏《祖杰戏文》 ,所演出的也是当时的一个地方恶霸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的现实事件,戏剧家“撰戏文以广其事” ,使之“毙之于狱” ;就是像《秦香莲》一类长演不衰的剧目,所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发生、而后世社会又不断重演的因科举制度和个人道德而导致的无数家庭悲剧……于是,人们热爱戏剧,喜欢戏剧,乐于走进剧场去看、去评、去思、去想、去体味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宣泄心中的褒贬与爱恨之情。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认为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传播手段,所以戏曲成了主要的诉求载体。今天,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都异常发达,戏曲就是再演这些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了。其实不然,戏曲有社会舆论功能,但却不是简单的舆论工具。它不需要过多表达社会实况本身,而是重在表现社会现实中人的情感、精神、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并且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审美地表现出来,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一点在近年来在京沪两地十分活跃的小剧场话剧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紧贴现实、关注底层,及时反映生活的热点、难点和焦点,与社会大众同频共振。让台上所演与台下所感、戏里所出与身边所现同时同步、互为表里,从而顺应了观众的关切,引发了观众的亲近感,看戏的欲望也就随之而来。掏钱买票,看的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戏曲要获得发展,走向未来,就必须以对大众的关注来换取大众对戏曲的关注,以对现实社会的亲近赢得现实社会对戏曲艺术的亲近,用热情拥抱热情。不游离于时代之外,才能走进百姓心中。赢得当下,才能走向未来。(中国艺术报/王长安)